一九六一年二月,北京军事博物馆新展厅里人头攒动。几位来参观的老兵站在一面展板前指指点点,展板上写着“新保安歼灭战”。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落在一个名字——郑维山。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伍骑兵感叹:“当年傅作义怎么也没料到,给他添堵的竟是这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后生。”

这句唏嘘把人拉回到一九四五年夏末。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傅作义从归绥赶到北平,心气正盛。一天夜里,他让幕僚请来一位算命先生,想听几句吉利话。灯下,羽扇纶巾的先生摇头晃脑:“将军,您命里有一位小二十岁的克星。”傅作义哈哈大笑,随口顶了一句:“能克我的人怕还没出生。”当时谁也不会把这几句话当真。

把镜头切给郑维山。这个一九一五年出生的河北乐亭农家子,少年时靠给地主放牛读完私塾。十七岁参军,二十岁成营长,后来成了晋察冀根据地出了名的“胆大司令”。老乡说他“有股死犟劲”,部下说他“先想出路再开枪”,敌人说他“钻进山沟就抓不到”。正是这种性格,让他多次在危急关头拍板,硬把天平按向我军一侧。

一九四七年十月,当时的晋察冀野战军决定假攻徐水,吸引敌援,主力趁机寻机歼敌。计划下达后,郑维山考虑到敌我兵力相差无几,若贸然分兵,很可能一个也吃不掉,反被各个击破。他连夜打电报给野司:“不打涞水,原地坚持,伺机变局。”意外的是,司令部没有硬压,而是静待前线情况。仅三日,新乐、满城一线敌军露出破绽,我军随即反手一击,清风店一战便由此铺开。国民党第3军两昼夜被打残,军长罗历戎被活捉。

傅作义接连报损,心里着急。他手里最倚重的是被称为“虎头师”的第35军32师,装备好、兵员足。翌年一月,我军意在吸引平汉线兵力,佯攻保定。郑维山奉命北上涞水,刚刚逼近城下,敌32师从良乡急驰而来。此时若攻城不下,腹背受敌;若撤,敌援与守军合击,危险同样不小。郑维山临时改令:先打援,不打城。结果庄疃村一役,将32师围成铁桶,三面火力猛插,敌七千余人损失殆尽。傅作义痛呼:“我的虎头被拧掉了!”

紧接着到了同年十月。蒋介石与傅作义密议,准备趁西柏坡兵力空隙,派“突击纵队”偷袭中共中央驻地。地下党探得风声,军委迅速调郑维山3纵南下拦截。三天两夜急行军,3纵比敌军早十八个小时在阜平以北占据要隘。傅作义侦知后犹豫不决,再加新华社电台点破阴谋,只得草草收兵,这才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

算命先生的话再度在傅作义脑海里冒泡。可真正让他坐立不安的,是新保安的惨败。那是四八年十一月末。为了救张家口,他命第35军渡北平—张家口铁路线北上,半路却因“北平空虚”又紧急召回。这一折腾,让35军暴露在野战军眼皮底下。郑维山3纵咬住敌踪,将其困在新保安。兵团电令:“就地歼敌。”

正打算布阵时,探马传来讯息:敌104军正向西北急行,企图与35军合围突围。我军上层电令尚未更新。若等新指示,良机转瞬即逝。郑维山拍板:“电报照发,阻援先行。”他只留一部兵力固守外线,率主力拦腰截击104军。夜色里,火光映得如白昼,阵地你来我往易手七次。到第三日拂晓,35军突围无望,军长郭景崧举白旗投降。104军见势不妙,全线溃退。新保安响起的枪声,等于打掉了傅作义最后的精锐,也预示着北平和平方式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场战斗郑维山并非一味“顶牛”。他敢违令,更敢担责。一次参谋提醒他:“万一错了,可是杀头的事。”郑维山把帽子往桌上一摔:“脑袋是自己的,交得起。”这句话风一样传遍前线,士气立刻窜到顶点。战后总结,他坚持“先研究敌人再研究命令;命令不变,情况在变”。邓华后来谈到金城反击战,也引用了这条经验。

朝鲜战场上,郑维山依旧“刚”。一九五三年七月,在金城北线,他认为应先取高地883.7,才能保证整体突破。志愿军司令部当时谨慎,发电不赞成。他回电只有一句:“错了,砍我的头。”八三师硬是连夜拔掉高地,接着整个防线土崩瓦解。我方在停战前最后一次反击,打下了漂亮的收官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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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晚年回忆北平和平解放经过,提到了“一个河北壮小伙子,打仗有股不要命的拼劲”。虽然没点名,但读者都知道指的是谁。有人好奇,那位算命先生后来怎么说?书里没有答案。不过一桩桩战例、一串串数字,足以说明命理不可信,人的选择更重要。郑维山选的是挺身而出,傅作义只能被动应对,所谓“克星”由此产生。

二〇〇〇年五月九日,郑维山的骨灰洒在乐亭狮峰山。山脚下的老乡念叨:“他一辈子打仗没留下一块地,最终把自己也留回这片土地。”战火硝烟散去多年,那段争锋片羽仍在史册间闪光;算命先生的一句无意之语,却阴差阳错地给了这场对决一个别样注脚——克星并非天定,而是胆识与决断铸成的锋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