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广东刚刚闯出一条新路：三来一补、个体摊档、对外租赁厂房，样样都需要大胆试、水里趟。好处肉眼可见，弊病也像藤蔓一样疯长。省里连续几次碰头会，干部意见不一，有人嚷嚷“收口子”，有人主张“再冲一把”。任仲夷没有立刻拍板，他决定先把情况摊开给中央，给自己也留条后路。
1982年1月11日，中央《紧急通知》电波直达广州，措辞罕见地严厉：走私贩私必须重拳，决不手软。广东像被泼了盆冰水，外界指责声浪一时盖过了南国暖阳。谷牧副总理专程抵粤，第一句话就问：“议论不小，你心里有数吗？”任仲夷答得平静：“问题有，但方向没错。”
二月初，他带着省委主要成员飞北京参加“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开场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资料赫然摆在桌上，暗示相当明显：如果防线守不住，谁来担责？轮到他发言，他只用了一句：“开放是中央定的，我们只是把门推得大了一点。”会后，胡耀邦让他留下补充说明。
夜里十一点多，钓鱼台国宾馆一盏孤灯亮着。胡耀邦提出：“写份检讨，把情形说清楚。”任仲夷没有争辩，拿过信纸，半小时写完。他自承三条：监管失当、基层干部教育不足、风险评估不够。末尾却添上一句侧注：“若因此否定特区初衷，责任在我。”字迹有些抖，却很坚决。
第二天早晨，文件递到中南海。邓小平阅后没置评，只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广东要纠偏，但不能倒车。”这句话没写进任何会议纪要，却成了任仲夷心里最重要的支撑。批评如雷，他却知道方向盘还在自己手里。
回穗后，他先把检讨全文读给省委常委听，态度干脆：“错由我担，没人背黑锅。”随后三项举措迅速落地：海关、公安、工商组成联合缉私小组；地市一把手对账过堂；特区政策条文再公开一次，让群众知道改革不是走私的挡箭牌。节奏快得让不少干部直呼“硬气”。
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因风声紧就踩刹车。个体户雇工“八人上限”的问题悬而未决，他反倒请了几位搞学术的年轻人来省委座谈。那天午后，会议室窗外榕树枝影晃动，小郑——华南师大在读研究生——滔滔讲“私营经济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仲夷听完，当场拍案：“概念定了，就叫私营经济！”一句话，给数以万计的摊贩吃了颗定心丸。
同年十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张。试营业闹出的“牙签风波”传进省委大院，有人讥讽“洋场怪象”，也有人担忧“资本回潮”。霍英东请任仲夷到宾馆走一趟。临别时，任仲夷挥笔写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既安商人之心，也算给观望者一个回答——开放会碰凹凸石，但船不会调头。
检讨事件之后，外界猜测他仕途危险。岭南坊间一度流行一句话：“省里气压低，看书记脸色。”可实际上，他的节奏并未慢半分。1983年春，他主持“出口创汇突破”会议，提出三年内外贸总额翻番。文件报中央，批示中仅一句“注意风险”，并无再提责罚。
私下场合，刘田夫曾悄声问他：“骨头啃得太硬，怕不怕再被叫去‘喝茶’？”任仲夷笑笑：“怕？怕就别当第一书记。”短短十字，透露出那股从抗日烽火岁月带来的倔强。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讣告里对1982年那份检讨只字未提，但参加治丧会的老人们却常低声议论：如果当年那封检讨换来的是方向逆转，珠三角还会是今天这副模样吗？语气里并无溢美，只是感慨。
遗憾的是，任仲夷生前多次托人寻找那份手写检讨，始终无果。档案馆回函，说未能查到原件。有人猜想，或许留在了中南海某个并不起眼的档案匣；也有人说，文件早随会务材料销毁。真相如何已难追，但那几页宣纸上的态度与担当，却在广东土地上留下了清晰印痕。
检讨书本身终归是纸张，易碎。重要的是写检讨的人面对风浪时的选择：既认错，也不改航向。对一位省级主官来说，这并不常见，而在改革的黎明，它恰恰提供了一个可供后来者借鉴的范本：有问题，拆招；有方向，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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