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冬，纽约第五大道的风刮得人睁不开眼。人行道尽头，一位三十出头、衣着朴素的华人男子独自拎着公文包匆匆穿过车流，他就是李幼邻。那年他已在海外漂泊十三载，手头只剩一张回程车票与几本账簿，这与广西桂林老宅里父亲的显赫身影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追溯到1919年，李幼邻两岁时被母亲李秀文抱上驶往广东的破船，船舷外浪花翻涌，船舱里母亲轻声念叨：“等见了你爹，一切都会好。”然而军旅生涯的李宗仁很少有闲暇顾家，家里的担子全部落在妻子肩头。李秀文习惯了颠沛，也习惯了独自抚养孩子。
1937年卢沟桥枪声骤起，李宗仁把十七岁的儿子送往加州大学，临别前拍着他的肩说：“专心读书，别学我打仗。”短短一句，道尽两代人的选择差异。李幼邻牢记父亲的叮嘱，钻进经济学课堂，下课后去唐人街餐馆打零工，认真得像一台旧式算盘。
1947年春，他带妻女回到上海。海关大厅里，四只大铁箱被翻得丁零当啷。朋友好心提醒：“报上你父亲的名字，他们不敢为难。”李幼邻摇头：“清白通关，比什么招牌都硬。”这一幕，成为他拒绝依赖家世的明证。当天傍晚，他拎着沉重行李穿过南市区弄堂，汗水浸湿衣襟，却没有一句抱怨。
可惜归国之旅仅持续数月，随着局势再度紧张，他举家迁往香港。1949年，李宗仁自巴黎转赴纽约，暂居曼哈顿上西区。父子重逢那晚，灯光昏黄，李宗仁感慨：“天下之大，竟无我立锥之地。”这句话像石子落水，在李幼邻心中激起久久不散的波纹。
接下来的几年，李宗仁靠旧日广西朋友寄来的汇票度日，时而还要向朋友借贷。郭德洁炒股赚来的零散利润，也远不能维持开销；每月房租、水电、看病、药费，都像催债钟声一样敲打着全家人的神经。为了让父亲母亲有起码的生活，李幼邻白天在出口公司跑业务，晚上到“长城”中餐馆洗盘子，常常凌晨两点才摸黑回到租住的公寓。
1952年底，他把母亲接来美国做了心脏检查，却发现仅凭长期签证无法长久陪伴。美国移民法当时规定，直系亲属若无美国籍担保，停留期限极短。李秀文守在医院长廊里，轻声问：“是不是我该回桂林？”李幼邻沉默许久，回答只有两个字：“等等。”
1954年4月，移民事务律所的等候区内，案卷堆得像小山。受理员抬头询问：“入籍动机？”李幼邻只简短说明两点：其一，父亲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需要子女稳定照料；其二，唯有取得美国身份，方能为母亲申请永久居留。短短两句，却是他经过多夜权衡的无奈决定。仪式结束后，他对好友低声自嘲：“换一本护照，抹不掉我的桂林口音。”
拿到归化纸后，他先替母亲提交移民申请，随后把手中仅有的积蓄分成三份：一份支付李宗仁的医药费，一份寄往香港帮助岳母安顿生活，剩下的投入一家合伙餐馆。当时唐人街餐饮生意水涨船高，他在后厨剁排骨、洗生菜，忙得连午饭都靠剩菜果腹。有意思的是，不少顾客根本想不到，眼前这位满手油污的伙计，竟是昔日桂系领袖的独子。
餐馆火爆了一阵，很快因为厨师罢工、人手混乱导致口碑滑坡，连续亏损三个月后合伙人相继退股，李幼邻只好自己关门。那天夜里，他独自站在空荡的店堂前，霓虹灯映出满地餐具碎片，心底涌起的并非悲伤，而是一种说不清的释然。
1965年，李宗仁结束十六年海外漂泊，准备回到大陆。临行前，李幼邻塞给父亲一叠一美元现金，共计一万三千。李宗仁推辞不得，只说：“家里不能再拖累你。”短暂对话以后，父子在机场门口默默拥抱，谁也没有回头张望。
往后二十余年，李幼邻每隔一两年返回桂林探望母亲。村口榕树下，老人笑着用桂林话喊他的小名，他总要先回一句“妈，我回来了”才跨进家门。1973年母亲回国定居，他更是每次都在床前陪读家信，聊四海见闻，直到她百岁高龄离世。
在漫长的海外岁月里，他未曾出版回忆录，也极少在公共场合提及父亲过去的功名。他说过一句话：“我愿意被人忘记，因为那样才能真正做自己。”1988年初秋，一纸讣告悄然从洛杉矶寄往桂林，写明李幼邻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终年六十八岁。当地报纸只给了三行小字，再无其他文字铺陈，如同他一生力求平淡的注脚。
几十年的颠簸让这位“副总统之子”尝尽红尘冷暖，也让旁观者明白：头顶光环不等于一生顺遂；在巨变年代里，个人选择常常被命运的长风推着走。1954年那纸归化证明，看似割裂，实则只是他为了亲情和生计做出的最现实抉择——没有豪言，却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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