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30年的中篇小说《韦护》是丁玲创作序列中的一个颇具意味的转折点，也是丁玲思想“向左转”研究的关键所在。在这部小说中，丁玲以她二十年代的两位好友——瞿秋白和王剑虹为蓝本，塑造了“韦护”、“丽嘉”两个人物。除小说内容外，《韦护》的创作与修改史同样值得考察，该小说最初分五期连载于1930年的《小说月报》上，1931年大江书铺将其作为单行本出版，此后分别有1931年3月20日上海美丽书店出版本、1931年12月2日上海大江书铺再版本、1938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本、1941年6月30日新京书店出版本。[1]20世纪80年代，“复出”后的丁玲对其少作进行整体修订与校勘，其中《韦护》的内容进行了大量修改，该版本于1981年7月收入《丁玲中篇小说选》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本，最终收录于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丁玲文集》（1983）与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丁玲全集》（2001）。几次修改中，1941年和1981年《韦护》版本改动较大。1941年《韦护》版本主要删改了涉及无政府主义的内容；1981年《韦护》进一步删除了珊珊的爱情线索以及对韦护的负面书写，是为丁玲本人最后改定的版本[2]。本文将以最终改定的版本与初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兼及40年代的部分修改，以考察《韦护》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的几次现身背后的文学与政治症候及其牵涉出的丁玲整体性的思想变更轨迹。
《韦护》的创作是颇具意味的。一方面，诞生于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初版《韦护》在“青年作家”丁玲的个人写作脉络与思想史中占据了承前启后的位置，代表着丁玲不再以个体面貌游离“在黑暗中”，而是开始书写“革命”相关的内容，“从离社会向‘向社会’”[3]，进而为下一步开启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视野做准备；另一方面，《韦护》也极具代表性地反映了时代思潮的更迭，即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退潮与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热情的转向，丁玲正是在这一时代洪流中逐渐清算自己过去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80年代初，面对着梳理自己一生的总体革命逻辑与为瞿秋白《多余的话》平反的双重诉求，丁玲笔下的《韦护》摇身一变，其中作为王剑虹投射的“丽嘉”所携带的、同样是青年丁玲曾经追求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得到比40年代修改版中更为全面的清理，“韦护”/瞿秋白的形象塑造亦加以大量的调整，为了迎合历史需要而对其不符合革命者“正面”形象的修辞做了删减。
值得注意的是，丁玲与瞿秋白都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史上“二元性”极强的人物，二者或短暂、或漫长的生命均离不开诸如“文学”与“政治”、“文学性”与“党性”、“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等二元矛盾的撕扯。那么，“二元”的丁玲如何书写同样“二元”的瞿秋白？在历史中浮沉的丁玲不同时期的“瞿秋白论”反映了丁玲本人怎样的自我选择与思想倾向？本文试图通过考察《韦护》的创作与不同政治语境下《韦护》内容的改变，再度探讨丁玲的思想“向左转”问题与横亘其一生的革命逻辑。
一、作为“错位”的“左转”者的丁玲
（一）“左转”的背景：时代思潮的突转
1922年，十八岁的丁玲跟随王剑虹等六名女同学从湖南老家来到上海和南京，大城市骤然开阔了她的视野，也逐步形塑了她的思想，至1927年开始创作《梦珂》等短篇小说，再到1929年冬天写下《韦护》，七余年的生活经历与社会交往为丁玲打下了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并将其卷入时代思潮的更迭之中。讨论《韦护》的出现，必须从政治与文学两个维度对丁玲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还原，进而考察身处于二三十年代时代浪潮中的丁玲个人思想的“左转”。
二十世纪前二十年，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思想界一度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无政府主义在1903至1904年被介绍到中国后逐渐传播开来，20世纪10年代里，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处于激进政治理论的核心，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达到高峰。此时的无政府主义，更倾向于意味着一种“态度”而非“理论”[4]，它是反权力、反国家、反家庭的，提倡自由与解放，与五四启蒙精神具有极大的内在相关性。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反抗大家庭、“打倒孔家店”等反封建主张也来源于无政府主义。此外，无政府主义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将其作为推翻旧社会后建立新社会的关键实践方式，以达到共产社会。这种带有强烈乌托邦激情的主张与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构想迅速吸引了大量激进知识分子，更是潜在地影响了一众青年的行为方式。王剑虹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活跃分子，五四运动爆发后，她成为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里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后来又到上海参与妇女解放工作。王剑虹身上“一团烈火，一把利剑”的精神气质迅速吸引了丁玲，自王剑虹处习得的无政府主义作为丁玲所接触到的第一种政治理论在潜移默化中为其早期文学创作积累了思想素材。
几乎与此同步发生的是，无政府主义在其传播巅峰期遇到了强有力的敌人即布尔什维克主义。20世纪20年代，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生数次激烈论战，无政府主义本身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二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现阶段社会中存在严重的阶级差异，并将阶级斗争作为重要的革命武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到达最终的平等社会；而无政府主义不承认阶级划分，强调空洞的“人人平等”却缺乏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革命纲领，“革命的目标和过程、目的和手段之间没有什么区别”[5]。另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采取了行之有效的革命策略，保持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强调成员对组织的绝对服从；但无政府主义在革命行动中仍保障其成员的个人自由，松散的组织方式使其每一次行动都归于失败。在颓势下，无政府主义者的内部斗争又加剧其分崩离析，到20年代后期，伴随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彻底衰落。
同时，无政府主义强烈的乌托邦式的魅力在文学、文化界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20世纪20年代，国外无政府主义作品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译介，诸如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沙宁》、路卜洵《灰色马》等作品都被引入国内，在青年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蒋光慈、巴金、茅盾、胡也频等人的早期创作都可以看到以上作品的色彩。尤其是鲁迅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等作品，在这一阶段对孤寂迷茫的丁玲产生了极大影响，丁玲将鲁迅视为“唯一安慰我的人”[6]，鲁迅译介的作品中“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7]的人物在《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中再度浮现。20年代后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骤然兴起，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必要的操作便是“清理炉灶”，反对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文学中输入的血液，曾经风靡一时的茅盾《蚀》三部曲遭到了钱杏邨的强烈批判。在丁玲开始创作的1927年，她正身处于两种政治、文学思潮的扭转与撕裂之中，此时的创作体现了诸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残余，但从其中仍可辨识出丁玲已经对无政府主义深感失望，亟待转向。
（二）丁玲早期创作与无政府主义
学界一般把丁玲从开始创作到“向左转”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黑暗中》（1928）、《自杀日记》（1929）、《一个女人》（1930）三部小说集，是作为表现“时代女性”和知识分子“时代病”的自我伤感小说时期，也是转折之前的“五四”时期；第二阶段是1930年的《韦护》与两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这是丁玲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的过渡时期，作品采取了“革命+恋爱”的叙述模式，表现二者之间的冲突以及“革命”如何战胜“恋爱”；第三阶段是1931年出版的小说集《水》，尤其是发表在《北斗》杂志创刊号上的中篇小说《水》，这些作品一改此前风格，“易个人而为群体”、“用大众做主人”。[8]
我们可以在以上分类方式的基础上考察丁玲早期作品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线索的隐与显，从而从另一个侧面探索丁玲思想“左转”的轨迹。丁玲前三部小说集中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得到学界的辨识与确认，冯雪峰认为《在黑暗中》“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的倾向”[9]。这一时期，丁玲的作品有别于其他“五四”作家的最大特点便是其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渗透，在其他作家津津乐道于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时，丁玲在作品中大胆地对现实生活进行质疑、批判与消解，书写个体孤独，体现“五四”浪潮退却后的价值虚无与内在焦虑。比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中莎菲对男权的颠覆与对男性的赏玩，瓦解了父权制下的婚姻家庭关系并纾解个体欲望与精神苦闷；《阿毛姑娘》中农村女孩阿毛在沾染物欲后无法自拔，竟在现实与幻想无法弥合的缝隙中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日记》中的伊萨在充实自由的生活中感到“毫无乐处，永无乐处”，终日渴望“要死去”，这种对死亡和自杀的痴迷同样可以视作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呈现出丁玲对无政府主义的失望。正如莎菲、阿毛、阿英、伊萨们实践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生活却又终究走投无路，丁玲也意识到了这种理论内在的悖论，它既鼓励个体追求一种完全自由、完全个人化的生活，却又不提供通向未来的出路。莎菲批判一切、否定一切，在这之后又归于空虚与迷茫；阿英满足于纯粹而低级的妓女生活；阿毛看到了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却终究找不到前往乌托邦的途径。以上小说多呈现消极的结尾，暗示着丁玲也在为自己的思想与创作寻找新的可能。
在写作于1929年至1930年的《韦护》与两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丁玲对无政府主义的虚无特性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反思，体现了更为鲜明的“去无政府主义”倾向。《韦护》中作为一名坚定的安那其党人的丽嘉却终日无所事事，认为自己所在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枯燥而无趣，“他们徒然的背诵着克鲁泡特金的理想，徒然的讲着高妙的哲学讲义和文艺；徒然的痛斥唯物史观，和那起集体主义者。而他们却终日无动静。”[10]几个“徒然”与“终日无动静”点明了此时丁玲对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两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展现了一九三零年上海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与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的前进和颓退，其中分别呈现了“进步妻子与落后丈夫”或“落后妻子与进步丈夫”的搭配，而丁玲通过对人物命运的不同安置表达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空洞与婚姻、物质的虚无，并逐渐将革命视为光明的出路。
1931年，丁玲创作了《田家冲》与《水》。此前，丁玲跟随胡也频前往济南，胡也频在山东省立高中对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使她颇感钦佩[11]；在济南孤军奋战面临的危机使她意识到加入左联组织的必要性，胡也频的牺牲更是让丁玲对革命形势有了更深刻的体认而进一步参与到左联的社会活动中。此时的丁玲在创作中尝试脱离简单的知识分子“革命+恋爱”的书写公式，努力走入群众，为争取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书写、斗争，进而“易个人而为群体”、“用大众做主人”。描写十六省水灾与农民之反抗的《水》标志着丁玲彻底清理了自己思想中的小资产阶级性与无政府主义残余，转向了左翼文学。
然而，丁玲的“左转”呈现出两次颇具意味的“错位”现象。第一次“错位”是其社会交往与理论汲取的不匹配。当丁玲在1922年接触瞿秋白、施存统等人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分别于1921年至1922年加入了中共。那么，为什么丁玲从他们身上获取的反倒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资源？瞿秋白与施存统的思想谱系均呈现出很强的复杂性，在与丁玲结识时，二者旧的政治信仰尚有残余，这些在与作为友人、“小妹妹”的丁玲的日常交往中均有所流露；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交叉地带”，理论储备不高的青年丁玲无法将其全盘接受，而是选择了其中更为自由、理想、“乌托邦”的，且与王剑虹带给她的日常生活实践更为契合的无政府主义进行吸收。
第二次“错位”则更为复杂。丁玲1927年开始写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无政府主义色彩浓重的作品，这与其进入上海平民女校（1922）、接触无政府主义者、与王剑虹一起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时间（1922-1923）又有一个错位，甚至与整个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势错位。可以试图从丁玲这一阶段的生命经历与社会交往中摸索其原因，1924年至1927年丁玲生活几经波澜：瞿王结婚、回湘探母、王剑虹死亡、辗转于北京与湖南、与胡也频同居、大革命失败……丁玲自称此时的生活状态是物质匮乏、精神痛苦、思想混乱，“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12]丁玲正是在这种“世纪末病态”的心境下选择进行小说创作，以宣泄情绪、寻找自我的出路，并更容易在此前断断续续接受的、错综复杂的思想理论资源中选择信仰、或不由自主地依赖具有浓厚小资产阶级性和个人性的无政府主义，并将其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学者中岛碧与贺桂梅将这一时段的丁玲概括为“本质未变”或“回心时期”是较为准确的——1924年至1927年在北京的四年是丁玲的“回心”时期，此时对丁玲打击最大的是王剑虹的死亡，由此丁玲体会到理想的幻灭、人生的虚无与茫然，并进一步将王剑虹确立为自己精神的中心位置，丁玲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将王剑虹的精神与思想内化，并进一步走向了文学创作。[13]就社会交往而言，王剑虹病逝后丁玲对瞿秋白深感失望与“愤恨”，于是主动减少了与已经“左转”、忙于党内工作的瞿秋白的联系。1928年丁玲与胡也频在西湖居住期间及其后在上海期间，丁玲与提出“新虚无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进行了一段密切的来往。学者张全之指出，这是丁玲接触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渠道。[14]可以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中的虚无、孤独的情绪基调除了带有作者自己过去的切身感受外，同样受丁玲与瞿王二人分别后结识的朱谦之等人的思想的影响。
二、何种“韦护”：《韦护》中瞿秋白的形象塑造问题
不难发现，1930年版《韦护》中对于韦护所从事的具体革命工作所言甚少，而对于他的富含小资情调的生活细节与缠绵悱恻的心理活动的书写颇多。如小说中写道，丽嘉第一次来到韦护的住处时，“房里的装潢，使丽嘉微微惊骇了一下，但随即便坦然了。她看出这房子的主人没有一点与这些精致的东西不相调和。”[15]能够使一个本身带有小资情调的无政府主义者丽嘉感到“惊骇”与“坦然”，我们得以透视到丁玲眼中作为韦护原型的瞿秋白身上优雅不凡的“小布尔乔亚”之风。实际上，在与丁玲、王剑虹结识时，瞿秋白身兼要职，既是上海大学的筹建者与社会学系主任，又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参与中国共产党改组和领导工作，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政治论文，数次演讲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担任着重要而繁忙的革命任务。那么，作者在此处为什么还要这样处理？换言之，如果说瞿秋白/韦护本身具有极强的二元性，那么丁玲二十年代末的书写为何只侧重其中的“一元”？
（一）“反作用力”与“朦胧的出路”
值得关注的是丁玲最初对中国共产党的靠近过程中的犹疑心态与瞿秋白提供的“反作用力”。从丁玲的主体性革命实践进程着手，可以发现，与胡也频的“飞跃着前进”相对比，丁玲曾经将自己思想“左转“的过程比拟为“爬着前进”，其中有不少犹疑。丁玲晚年自述自己最初对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和部分共产党员怀有意见，持排斥、拒绝的态度，“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16]、“对某些漂浮在上层、喜欢夸夸其谈的少数时髦的女共产党员中的熟人有些意见”，因此，在了解瞿秋白实际的组织生活和革命工作时难免心存抵牾，在创作中对此刻意回避。《韦护》中有关韦护与其他共产党员从事的革命工作的叙事部分，丁玲都使用了较为枯燥的负面笔调。
另外，在丁玲试图向革命与共产党进行靠近时，与胡也频、冯雪峰不同，作为丁玲成长路上“重要他人”的瞿秋白提供了一定的“反作用力”。他曾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把握与对丁玲个人的了解提出过反对建议，据丁玲回忆如下：“我问过瞿秋白同志，我参加党，你的意见怎么样呢？如果瞿秋白是一个普通党员，他一定会说，那很好嘛。但瞿秋白不是那样，他有他的看法，有他对我的理解，有他对社会的理解，所以他当时说：‘你嘛，飞得越高越好，飞得越远越好。’这句话正中我的下怀，所以我就没有飞进党，我飞开了。”[17]显而易见，瞿秋白并不是丁玲入党道路上的领路人，他试图引导丁玲走上一条自己未曾实现的、自由的文学之路。这固然是瞿秋白对自己文学偏好与未竟之梦想的代偿，长远来看，这同样也是瞿秋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政治考量之萌芽，而丁玲在尚未进入无产阶级革命逻辑时只是选择暂时暂时接受了此话语的影响而“偏离”了党。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创作道路上一条“朦胧的出路”作为其书写风格转变的必要环节。1932年，冯雪峰撰文对丁玲早期创作做出评价，将丁玲的文学创作分为两期，其中《韦护》“大体还是属于第一期的东西，但有一点不同，就是已经有一条朦胧的出路了。”冯雪峰的这套“分类法”在丁玲研究中延续了下来，学界通常将丁玲的文学作品划分为两套书写方式与话语系统——第一套源自“五四”时期，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着重于描写孤独个体内心的痛苦与分裂，即“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说”;另一套则是丁玲在“向左转”后的逐渐努力，尝试超越个人的主观情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呈现革命理念，以期形成一种“客观小说”。[18]因此，要对《韦护》中瞿秋白形象呈现的“偏移”现象进行解答，也可将这部作品置于丁玲的整体创作序列中进行考察，将它理解为丁玲在两套书写方式与两种创作风格之间过渡的必要环节，也是这一“出路”之“朦胧”所在。
《韦护》通常被视为丁玲“误打误撞”地进入普罗文学的一次尝试，但与30年代普罗文学中成熟的“革命+恋爱”模式相比，《韦护》明显详写韦护、丽嘉二人的恋爱而略写韦护所参与的革命，侧重于刻画韦护热爱文学、浪漫多情的“内”面而不是投入革命、火热工作的“外”面，虽然韦护最终决定为了“革命”而放弃“恋爱”，但他在恋爱中的激情与不安，挣扎与摇摆等百转千回的心态得到了更为丰富的展现。这与丁玲之前“自我表白型”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风格相继，也是丁玲更为熟练的。
比如小说第二章一段心理描写：“时钟还只到九点半的时候，他就张眼望着天花板躺在床上了。天花板上被那红色的小沙灯反映出许多画着大圆形的黑影，象一个大的、散漫的花朵，他从那些破碎的花瓣中，最先看见了一些他的不明显的意识。多么可笑的意识呵，他闭下眼皮来，愿意这影像消灭去，这会使他不由的要生出惭愧之心来的。但是一些另外的，便在他合拢的眼前跳跃起来了。那逝去了的，曾经陶醉过他的甜蜜。唉！怎么这些本已成为毫不可恋的一些影子，也变得很能诱人的在扰乱他，而且使他痛苦。”[19]诚然，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是丁玲既往创作的最大优势；但在二十年代末与三十年代初革命形势的水深火热普罗文学大势席卷而来的情况下，这成为了革命阵营的批评家眼中丁玲创作的一大不足，在《韦护》发表之初，钱杏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部长篇依旧是一部恋爱小说，与革命没有深切的联系”[20]；茅盾认为，“除了写丽嘉那种热情的狷傲的个性以及模糊的政治认识而外，那位男主角韦护是表现得并不好的。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二三—二四年罢）的社会情形没有真切地描写也是一个缺点。”[21]丁玲晚年也承认，“我并不满意，我没有把主人公的革命的一面表现充分，那时我当时不易做到的。”[22]显然，彼时丁玲尚未“左转”，对“社会情形”并不了解，这一缺憾在丁玲后续的作品中得到了极好的补充与发扬。
此处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丁玲选择以瞿秋白为写作对象进入普罗文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或以瞿秋白作为中介而对革命道路的一种“不自觉”的接近。显然，1929年的丁玲对共产党的路线与革命文学尚持观望态度，她并非刻意写作一篇无产阶级的“普罗文学”，“因为写文章的态度，我自己对作品的要求也不同，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五卅前的几个人物”[23]——而是基于对两位友人的深厚感情进行自发的创作：“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24]这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打开了丁玲创作的另一个面向，正是因为瞿秋白自身“内部矛盾的人生观”与普罗文学中“革命”与“恋爱”呈现出的矛盾相互契合。在致王剑虹的情书中，瞿秋白写道：“我内部矛盾的人生观，虽然有时使我苦痛，然而假使缺少矛盾之中的一方面，我便没有生命：没有‘爱’，我便没有生命的内容；没有‘事’，我便没有生命的物质。”[25]在另外的情书中，瞿秋白进一步提到“恋爱和社会的调和”乃至“自由和社会之关系”的问题。
（二）瞿秋白其人：“脆弱的二元人物”与“谜似的一束信”
最后，回到“韦护”的原型即瞿秋白自身的思想轨迹。在1935年临刑前的绝笔《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承认自己是不同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脆弱的二元人物”，揭露了作为中共领导人的自己身上与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意识对立的“潜伏的绅士意识”、“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乃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26]。这样的材料在党内外一度引起轰动，瞿秋白的“二元性”与其“思想杂交”[27]现象也一直是海内外瞿秋白研究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敏感的丁玲早在1929年的《韦护》中就直白地点明了“他在自己身上看出两种个性和两重人格来！”[28]——虽然当时尚未有人意识到瞿秋白即是韦护的原型。那么，值得思考的是瞿秋白思想中最“隐秘”的角落何以被丁玲最早参透并推向大众视野。
从丁玲的回忆材料中不难发现，瞿秋白在与丁玲、王剑虹交往时，一直选择性地呈现自己“文人”/“文艺爱好者”而非“政客”/“共产党员”的一面。比如瞿秋白邀请二人进入其任教的上海大学听课，却担心二人将其理解为“培养共产党员的讲习班”，于是让她们进入与政治思想无涉的文学系，保证她们“自由听课，自由选择”；每天课后，瞿秋白去二人居住的亭子间里讨论文学，“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教她们以俄语诵读普希金的诗歌，并“以极大的兴趣听着、赞赏着我们这一年来东游西荡的生活与不切实际的幻想”[29]。或许正是因为被丁玲、王剑虹二人身上浪荡、知性的“波西米亚”气质所吸引[30]，瞿秋白才愿意在恋人、友人面前更多呈现出自己“二元”人格中被压抑许久的，感性而非理性、浪漫而非严肃、文学而非政治的“一元”，同时也在两位无政府主义者的感召下不可避免地流露了许多早期思想中遗留的杂交成分。由此，基于丁玲印象中的瞿秋白而塑造的“韦护”形象与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自剖达到了高度的重叠。比如，小说中韦护认为自己“不多的欲望”是正当的习惯——这反映了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与“绅士意识”，但同时也希望“把生活糟蹋得更苦些”——这又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修养；再如韦护忍不住写诗，却又在事后责难自己写诗的行为，以及韦护对终日沉溺于文学作品的渴望与在政治革命中“勉强在写那文章”等态度的矛盾，与《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披露的渴望“急急于结束工作”、“随便到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31]的“逍遥生活”高度契合，均呈现出“政治”与“文学”之二元对瞿秋白主体性的强烈拉扯。
《多余的话》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其真实性受到了极大的怀疑。由于瞿秋白在其中对自己的解剖过于赤裸、深刻甚至“狠毒”，传达了一系列在其过去作品中从未呈现过的消极思想倾向，这封狱中绝笔很难被人相信是瞿秋白所作，而是国民党的伪造，甚至连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也如此认为。而丁玲立刻辨认出来自瞿秋白的思想痕迹，“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32]——这正是由于《多余的话》与瞿秋白曾向丁玲写过的“谜似的一束信”所传递的精神内容高度重合。王剑虹死后，丁玲在悲痛、不解与对瞿秋白的怨恨中离沪赴京，却时常收到瞿秋白的来信，大约十余封[33]。瞿秋白为何执着于向丁玲持续写信以倾诉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丁玲当时似懂非懂，因此将其比作“谜”。这一束信虽然在战乱中遗失了，但据丁玲回忆，瞿秋白在信中提到了其性格、心理上的矛盾状态，提到自己在革命工作中受到批评与非议，甚至“把我这个无害于他的天真的、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作为一个可以听听他的感慨的对象而忘情地剖析自己”[34]。正是这一束信让丁玲意识到了瞿秋白超出曾经日常相处中流露的、更深层的精神“内面”，也让她意识到了瞿秋白自然秉性与革命工作的冲突与矛盾，进而构成了丁玲创作一部以瞿秋白为对象的作品的原初动机。由此，考察瞿秋白的“二元性”与“内面”，“谜似的一束信”——《韦护》——《多余的话》构成了一组连贯的文本序列，并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思想内核，是为瞿秋白与丁玲思想史研究之关键点所在。
三、从“康民尼斯特”到“韦先生”：《韦护》的修改
如前所述，自1920年代末期的初创至1980年代初的定本，《韦护》经历了多次颇具意味的修改，可以作为理解丁玲思想的生成与其在整个20世纪间的变动的关键环节。该小说最初分五期连载于1930年的《小说月报》上，1931年大江书铺将其作为单行本出版，此后分别有1931年3月20日上海美丽书店出版本、1931年12月2日上海大江书铺再版本、1938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本、1941年6月30日新京书店出版本。[35]1979年，经历了漫长的“改造”，丁玲、陈明由山西长治漳头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从此丁玲逐步在文坛“复出”，并启动对早年作品的修改。其中一部分重要作品由丁玲自主阅校，其余部分由丁玲授意指导陈明进行修订与校勘。[36]据材料记载，1979年9月丁玲亲自阅校《韦护》，并拟于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单行本。[37]但该版本最终并未出版，其阅校修改的成果呈现在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丁玲中篇小说选》中。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丁玲文集》，此版本经过编辑的肯定而成为丁玲作品的定本[38]。《韦护》内容的修改在文本内外两个维度揭示出了不少问题，亦搭建起了一条理解20年代丁玲与80年代丁玲的思想路径。
（一）文本内外
通过对比考证，经由五十年间的数次细微调整，1930年的初刊本《韦护》与1983年的定本《韦护》主要在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话语相关，这部分的修改多来自1941年。与无政府主义先锋人物王剑虹的亲密交往与对无政府主义政治理想的短暂靠近固然是丁玲早年人生中不可抹去的一笔，初版中，作者以较为客观的态度书写了丽嘉的无政府主义政治信仰。而20世纪40年代处于延安高度体制化的文化环境中的丁玲回溯这段历史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完全取代了曾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早期创作中对无政府主义的接近无法被统合到延安时期丁玲的革命逻辑中。从整体文化政治环境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之“死敌”的无政府主义也是彼时需要“严厉清肃的对象”[39]。因此，《韦护》的40年代修改版中删减了涉及到丽嘉的无政府主义者政治身份、革命理想的部分，以及作为安那其党员的丽嘉对共产党员韦护蔑视、不屑的称呼，调整了韦护与丽嘉政治信仰上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比如，初刊本第一章中介绍丽嘉“常常在同一些所谓的中国的安那其党人来往”[40]， 修改版将“安那其党人“改为“文人”[41]；第二章中删除了对丽嘉所在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徒然的背诵克鲁泡特金的理想”、“痛斥唯物史观，和那起集体主义者”等实践行为的陈述；第三章中丽嘉承认自己“我曾喜欢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后修改为“现代青年”；初刊本中，丽嘉多次以歧视的态度称呼韦护、浮生等人为“康民尼斯特”（Communist）、“德娃利斯先生”（同志）或“CPCY分子”（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这些称呼修改后均被与政治无涉的“韦先生”所代替。这些称呼的替换是微妙的——由于丁玲自己早已在几十年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锻炼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者），因此不再对韦护使用“康民尼斯特”这一带有猎奇与调侃色彩的称呼。这样的修改也反映了丁玲对自己思想谱系中“异己”与残余成分的清理。
第二，调整了韦护的文学偏好。初刊本中的韦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俄国文学爱好者，对包含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作品也多有涉猎。在初次与女生们见面时，韦护精彩地论述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索洛古勃等人的作品；在工作之余，韦护私下会阅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都布罗柳波夫(Dobroliuboff)等人的小说或诗歌；此外，推动韦护与丽嘉相恋的重点即是二人文学品味的相近，初版本中一段精彩的描写便是韦护在家中向丽嘉介绍自己喜爱的无政府主义作品《灰色马》、《沙宁》等，“只这么轻轻的一下便不觉的将她带回到她旧有的趣味上了。这是对的，我们总应该要能欣赏一切艺术。而且她觉得韦护能做到这一层。他什么都了解，都有他的意见。”[42]这些内容在40年代、80年代的版本中均被删除。这样的修改对于小说的文学价值而言不得不说是失败的，关闭了文本面向的丰富性。初版中，韦护与丽嘉之间充斥着一组“政治倾向的差异”与“文学品位的趋同”的结构性张力，修改后，两位主人公在感情关系中相互吸引、排斥或游移的理由都得到削弱，作为小说叙事重点的情感逻辑变得单一。此类修改背后的逻辑或许能与下面讨论的问题一同找到答案。
第三，80年代版《韦护》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对涉及到韦护的情色话语与心理描写做了暧昧处理。对青年男女个性与欲望的大胆揭露、对性苦闷与性冲动的赤裸描述是初入文坛的丁玲最为显著的写作风格之一，在《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早期作品中可见一斑。发表于1930年的《韦护》亦承此风格，小说中多次书写了韦护直白露骨的对女性身体的审视或幻想，“他望着她隐隐摆动的腰肢，他自己仿佛觉得会生了一点点有侮辱女性的心情在”，“他幻想着几个有着明艳的肉体的女性”，甚至“他曾几次想跑到一些卖淫妇那里，但是他为了要表示他看不起这些，他并不稀罕这些，他又终止了”[43]。这些直白的心理描写在修改版中均得到了一种暧昧的删减或替换，作者以“无言的忧伤”[44]形容韦护在情欲中的心理。这种从“先锋”到“保守”的转变，更加符合八十年代丁玲的笔调，是成熟、包容的晚年丁玲对前卫、大胆的青年丁玲的“反思”。同时，这一调整也包含了将《韦护》从“莎菲”的序列中移出的努力，改后《韦护》突出的是更深刻的政治意义，即韦护与丽嘉所代表的两种政治思想倾向的演变与抗衡，而非五四以来个性解放的性别意义。
更重要的是，考察以上有关韦护形象塑造发生的调整，我们必须将《韦护》的这一次修改置于80年代初的总体语境中——瞿秋白平反与丁玲为自身革命历史的正名。文革中，瞿秋白《多余的话》被命名为“一个叛徒的自白书”的叛党材料，，1967年6月17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召开了“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瞿秋白受到了历史极不公平的审判；1979年，拨乱反正期间，中央成立专案组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专案组专程拜访了丁玲，向其了解瞿秋白的情况，并带来《多余的话》使丁玲重读，丁玲“大受感动”，表示要写文章。[45]除了在“复出”后第一时间撰写长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46]以为其正名外，丁玲对以瞿秋白为原型的小说《韦护》做出修改也是必然。此时，为瞿秋白树立正面的历史形象是关键的任务，因此丁玲将韦护对充满小资情调的文学作品的爱好抹去，将韦护的露骨的性爱心理与对女性的带有批判意味的男性凝视删除，甚至连珊珊与丽嘉玩笑中对韦护的负面评价也弃置不提。“韦护”的艺术形象在文本中趋于单一，却更符合时代政治需要。由此，丁玲在文本内外，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做了一次充满政治考量的权衡。
在这次修改中，同样由饱满变得单薄的还有珊珊这一形象。初刊本《韦护》呈现了一组三角关系——珊珊与丽嘉最初都对韦护产生了好感，但珊珊经过了复杂的心理斗争后选择退出，成全了一对佳人。初刊本的第二章第七节有两大段再版中删去的心理描写——第一次是丽嘉对韦护心生好奇，问珊珊对韦护的意见。珊珊思忖自己“实在缺少那所谓的it这东西，若照她的个性，及她并不如丽嘉般火一般的，狂风一般的，漫无头绪，一任力之所及的思想，她实在应能比较接近韦护”[47]，却碍于丽嘉的热情与天真而闭口不言；第二次是在意识到丽嘉对韦护的感情后，珊珊夜不能寐，陷入了深入而痛苦的思考，包含珊珊与韦护的欣赏，对韦护道德品质的考量，对丽嘉得到韦护注意的羡慕，以及对友人即将坠入爱河的关爱与担忧。最后，珊珊在友情与爱情的矛盾里悄然选择了前者，“但她却绝不会恨那睡在她贴身的人，她反用手去揽着她的颈项，她心里在悄声的说：‘我们要永远联结在一起。莫让魔鬼来毁了！’”[48]修改版中对此只字不提，只说珊珊“异常爱惜的将被替她再盖好一点，又闭着眼，数那匀整的呼吸去试着睡，好久，才稍稍睡着去”[49]。有学者据此考证丁玲、瞿秋白、王剑虹三人的真实关系，但更值得关心的是，为何以作者自己为原型的珊珊在修改版中“甘愿”从三角关系中隐退，消弭丰富的内心世界，而成为次要的、瞿王爱情的陪衬？
一种可能的理解是，八十年代的丁玲已经不需要建立“珊珊”的形象来投射自我，“丽嘉”这一角色可以完成青年王剑虹与青年丁玲二者的双重投射。正如《韦护》由30年代至80年代版本间一处细微的修改：初刊本中，珊珊在劝丽嘉不要整日无所事事而是应该读书时，说道，“我已经有二十二了，而你也满了二十”[50]；修改版中将二者的年龄都调整为了“二十”。不难发现，一个在《韦护》文本内外构成张力的现象是，现实中王剑虹是姐姐，处处关怀、爱护、引导着丁玲；而小说中珊珊成了年长、成熟的一方，心思缜密而多虑，丽嘉反倒是幼稚、天真而冲动的“小妹妹”形象。或许，在《韦护》创作之初，丁玲怀有对早逝的王剑虹怀有浓重的愧疚与思念，因此在文本内部将二人的“姐妹”关系进行倒置，实现一种精神补偿与自我安慰。而八十年代的丁玲早已远离了青年时代的情绪与认知，由此可以脱出身来，以局外人的视角客观审视这一段岁月。丽嘉是丁玲的笔下第一个决心投身革命的女性——尽管只是在结尾处略略一提，“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51]，并未对其革命具体内容展开描写，但这在丁玲的创作史上仍然构成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八十年代的丁玲回望《韦护》中的丽嘉，那个热情勇敢、浪漫率真，曾受无政府主义感召、又超克了它的虚无而最终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女孩，除了带有好友王剑虹的影子之外，也指涉着曾经的站在革命起点处的丁玲自身。
（二）两种时代视阈下的“瞿秋白论”
最后，讨论丁玲八十年代对《韦护》的修改，需要将其置于丁玲不同时期的“瞿秋白论”的框架中加以考察。从1930年挣扎于革命与恋爱中的“二元”的韦护，到1942年因《“三八节”有感》而遭受非议后在《风雨中忆萧红》中“苦苦地想起秋白”，再到1946年《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中对瞿秋白早年所提“文艺大众化”理论的赞许和实践，再到晚年复出后写下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韦护精神》 、《早年生活片断》、《早年生活二三事》、《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等散文，丁玲在不同时期对瞿秋白的态度几经转变。在整体基调上，丁玲对瞿秋白一直都持肯定、怀念的态度；但在具体的措辞上，不同政治语境下的丁玲的说法也有一定的偏差。秦林芳认为，丁玲的“瞿秋白书写”多次转移了自己的视点和重心，这显示出了在“政治" 与“文学”的张力场中丁玲自我意识倾向的波动和迁移。瞿秋白这个被书写的他者，实际上成了人们观照丁玲复杂“自我”的一面镜子。[52]
将“20年代”与“80年代”从丁玲漫长的“瞿秋白论”时间轴中提取出来，可以发现有两个最大的不同：一是丁玲与瞿秋白相对关系的扭转，二是丁玲对瞿秋白“非革命”的“一元”态度发生的转变。20年代的“瞿秋白—丁玲”关系，更像是一对“导师—学生”，或“兄长—妹妹”。1923年的丁玲初出茅庐，而瞿秋白已有了丰富的革命经验。不论是安排丁王二人进入上海大学学习，还是课堂内外对社会科学理论、文学知识的传授，或是对革命形势的认知，瞿秋白始终都是成熟稳重的先行者，丁玲对其亦步亦趋。“左转”前的丁玲对共产党政治思想尚无兴趣，因此并没有对瞿秋白竭力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具体革命工作主动靠近，而是仅凭一束“谜似的信”研究瞿秋白的精神“内面”，撰写《韦护》。显然，此时丁玲更感兴趣也更擅长展示的是瞿秋白“非革命”的“一元”。
进入80年代，二人的政治身份同为盖棺论定的“革命者”，但早逝的瞿秋白政治生命戛然而止，而丁玲拥有了比他更“丰富”的革命历程，于是“瞿秋白—丁玲”关系扭转为一组“饱经风霜的革命者—年轻的革命者”；且此时丁玲经过革命的不断锤炼，尤其是延安时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与被打为“右派”后在狱中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刻苦研读，丁玲拥有了更宏大的理论视野和更复杂的政治经历，进而可以透过瞿秋白《多余的话》，考察文本背后真正的瞿秋白。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晚年丁玲以“过来人”和“长者”的视角对狱中“年轻的革命者”瞿秋白做出同情与鼓励，“《多余的话》是可以令人深思的。但也有些遗憾，它不是很鼓舞人的”[53]，“矛盾是每个革命者都会遇到的，每个人都应该随时随地警惕自己，改造自己，战胜一切消极因素。特别是在极端困苦之下，对人生，对革命，要保持旺盛的朝气。”[54]尤其，此时的丁玲能够基于自己的几十年来的主体性革命经历（在政治斗争中遭受的迫害、党的不信任等）为瞿秋白辩解，认为其中的消极色彩并非全是瞿秋白真实的个性流露，也是政治形势压制下的产物，多了一层“同情之理解”—— “大约我跟着党走的时间较长，在下边生活较久，倡导的滋味较多，更重要的是我后来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他大不相同，所以，我总还是愿意鼓舞人，使人前进，使人向上，即使有伤，也要使人感到热烘，感到人世的可爱。”[55]
结语：从“丽嘉”到“杜晚香”
学界常用“从‘莎菲’到‘杜晚香’”来形容丁玲的近六十年的创作与人生。而以《韦护》的创作与修改为细读起点，考察丁玲“左转”及其后文学与革命道路，我们得以发现《韦护》在其中作为关键的节点，而“丽嘉”的出现也构成丁玲笔下女性形象的一个转折。因此，我们可以试图用“从‘丽嘉’到‘杜晚香’”来概括丁玲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生历路与思想逻辑，并在这条“丁玲文学”的脉络中考察“人民文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建构。诚然，诞生于1927年的“五四”式的、个人主义的、自由而激进的“莎菲”是丁玲留给文坛的鲜明的第一印象；而三年后的《韦护》中，“莎菲”即摇身一变为“丽嘉”，从此开启了丁玲创作的另一个面向。不可否认，丽嘉的身上仍然带有不少的“莎菲”性，但她最终没有沉溺于虚无，小说结尾处遭受巨大打击的丽嘉没有自怨自艾、垂头丧气，而是决定投入到革命中去，“好好做点事业”[56]，为文本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从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韦护》初版，到四十年代的修改版，再至八十年代的《韦护》改定版，丁玲在丽嘉的人物塑造上做了大量删减，但这一“光明的尾巴”始终留存。纵观丁玲漫长的创作历程，丽嘉投身革命的“结局”更像是某种开端，从此这般坚毅、勇敢而充满热情与韧性的女性形象在丁玲的笔下延续下去，直至1979年“杜晚香”的出现。
可以说,《韦护》中爱人“远走”后收敛个性决心“好好做点事业”的丽嘉恰恰对丁玲日后的创作进行了一次隐喻与预演，[57]青年丁玲到晚年丁玲一直在践行着这一套行为逻辑。在经历了被国民党囚禁三年、被打为“右派”的屈辱和北大荒十二年的艰辛后，丁玲依然对党和革命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在八十年代复出后写下《魍魉世界》这样的“革命情书”[58]，塑造杜晚香一类“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培育出来的新人”，又提出“要写强有力的东西”、“把世界写得更有希望一些”、“引导青年人爱国爱党”[59]等“不合时宜”的文艺观。彼时研究届曾对丁玲受辱后“不够反思”的态度进行批判，期待丁玲回到“莎菲”的基调去创作一些“灰暗绝望”的文艺作品以揭示党的“错误路线”带给她的黑暗，但这已然无法契合和融入丁玲从三十年代初的“丽嘉”处即初露端倪并一以贯之的革命逻辑——在遭受个人性的打击后选择“向前看”，以火一般的热情和决绝投身到更宏大的事业中去，以纾解苦难、创造价值。
1932年夏天，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仪式上，作为中央宣传部代表的瞿秋白用“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来形容他所见证的丁玲赴平民女校寻求真理之火、转上海大学寻求文学真谛、参加左联、主编《北斗》等不懈的追求。[60]站在丁玲政治与文学生命的“起点”，瞿秋白的评价正像一句谶语，预言了丁玲与她衷心向往的“火”一般的革命紧密缠绕、生死与共的一生。“他还不知道，后来，三三年我几濒于死，但仍然飞向保安；五十年代我被划为右派，六十年代又被打成反革命，但仍是振翅飞翔。”[61]1984年，中央决定为丁玲恢复名誉，推翻她被国民党囚禁三年时叛党行为的结论。五十余年的污点终于洗净，丁玲在沉冤得雪后却感叹了一句“这下我可以死了”，仿佛是对瞿秋白预言的回应。晚年丁玲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投入了《中国》杂志的创办，此时青年革命者瞿秋白的影子又在晚年丁玲的身上浮现，正如《多余的话》中所言，一名理想中的革命者应该“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细微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62]丁玲以自己终生的革命历程与人民文学逻辑，补充了对《韦护》结尾“丽嘉走后”的书写，也完成了瞿秋白未竟的夙愿。
参考文献
[1] 金美杰：《丁玲小说〈韦护〉的“自叙传”性质及版本修改》，《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 同上。
[3] 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1932），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249页。
[4] 张全之：《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5]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6] 丁玲：《鲁迅先生于我》，《丁玲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7] 鲁迅：《〈幸福〉译者附记》，陈漱渝，王锡荣，肖振鸣编，《序的解放 译文序跋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页。
[8] 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9]何丹仁：《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
[10]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1930年第1期。
[11]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12]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第66页。
[13] 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14] 张全之：《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第124页。
[15]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第21卷，1930年1至5月第1至5号。
[16] 丁玲：《我是人民的儿女》，《丁玲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6页。
[17] 丁玲：《我是人民的儿女》，《丁玲全集》（第8卷），第306页。
[18] 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
[19]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第21卷，1930年1至5月第1至5号。
[20] 钱谦吾：《丁玲》，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6页。
[21] 茅盾：《女作家丁玲》，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4页。
[22] 丁玲：《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方志敏等著；黄伟林，李咏梅编选：《可爱的中国 上》，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23]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10页。
[24]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第49页。
[25] 瞿独伊，李晓云编注：《秋之白华：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转引自胡仰曦：《痕迹 又见瞿秋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43页。
[26] 瞿秋白：《多余的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175页。
[27] intellectual hybridity，转引自张历君《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页。
[28]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第21卷，1930年1至5月第1至5号。
[29]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30] 张历君：《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90页。
[31] 瞿秋白：《多余的话》，175页。
[32]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第54页。
[33]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第46页。
[34]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第54页。
[35] 金美杰：《丁玲小说〈韦护〉的“自叙传”性质及版本修改》。
[36]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705页。
[37]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未刊稿）
[38]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下》，第705页。
[39] 金美杰：《丁玲小说〈韦护〉的“自叙传”性质及版本修改》。
[40]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第21卷，1930年1至5月第1至5号
[41] 丁玲：《韦护》，《丁玲文集》（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页。
[42]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第21卷，1930年1至5月第1至5号
[43]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第21卷，1930年1至5月第1至5号
[44] 丁玲：《韦护》，《丁玲文集》（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45]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下》，第644页。
[46] 写作于1980年1月2日
[47]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第21卷，1930年1至5月第1至5号。
[48]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第21卷，1930年1至5月第1至5号。
[49] 丁玲：《韦护》，《丁玲文集》（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50]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第21卷，1930年1至5月第1至5号。
[51] 丁玲：《韦护》，《丁玲文集》（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
[52] 秦林芳：《论丁玲的“瞿秋白书写”》，《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53]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第54页。
[54]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第54页。
[55]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第54页。
[56]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第21卷，1930年1至5月第1至5号。
[57] 陈俏湄：《从《韦护》的双重叙述看丁玲的创作转向》，《龙岩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58] 孙大坤：《最后的“革命情书”——重读丁玲回忆录〈魍魉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2期。
[59] 丁玲：《谈谈文艺创作》、《谈自己的创作》等，《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112页。
[60]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第58页。
[61]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第58页。
[62] 瞿秋白：《多余的话》，第190页。
文/程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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