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深秋，北平前门外的“万福源”茶社里，几位落魄武人围炉取暖，谈到东陵被盗的旧事，其中一人悄声道：“若不是那个河南麻子胆大包天，乾隆和慈禧都要在地下睡安稳。”一句闲话，将孙殿英的传奇又拖回众人视线。
孙殿英1889年生于河南永城，幼年得天花，面留麻点，因此外号“孙大麻子”。地方匪派横行的年代，乡间少年想出头，要么练拳，要么拉杆枪。他选了后一条，十九岁混进“庙会道”，舞枪弄棒，很快靠胆识坐到头把交椅。
1922年，他手头攒了上百名道士改编的青皮队，拉到山东济宁投奔张宗昌。张氏重武轻文，见这小子能冲敢抢，干脆给个三十五师师长的名头。谁料孙殿英心更野，三年后又被推成直鲁联军十四军军长兼大名镇守使。此时他不到四十岁，却已尝遍枪林箭雨与刀口舔血。
1928年6月，部队在蓟县驻防。为筹军饷，他同土匪马福田合谋，打着“演习”的旗号封锁马兰峪。炸开金顶时，石灰尘冲天而起，他挥手喝道：“快，先抬慈禧！”据随行军医回忆，慈禧棺盖掀开，珠串与锦被滑落，孙殿英竟用军靴尖拨弄，毫无敬畏。短短两昼夜，四十余箱奇珍被贴好封条运走，九龙宝剑、夜明珠皆在其中。
风声极快传到天津租界。溥仪勃然，电告南京请蒋介石严办。民间也骂声一片。孙殿英心知不妙，连夜拜访戴笠，低声下气送上九龙宝剑；再转送夜明珠给宋美龄、金玉西瓜给宋子文。礼送到，追究便成了一纸空文，他依旧带兵横行。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把东线任务塞给孙殿英，许诺事成后“安徽尽归你管”。孙殿英信了，还提前印好“安徽银行”钞票，箱箱运到前线。可一仗下来被宋哲元与中央军夹击，枪炮丢了小半，剩下兄弟翻山逃进山西，靠喝杂粮粥过日子。
郁闷之际，张学良替他说情。孙部改编入庞炳勋麾下，番号缩成一个师。许多旧部没了编制，他摆宴赔不是：“我养不起，日后有缘再聚。”这一席话让不少亡命之徒红了眼眶。
“九一八”后，宣侠父、南汉宸等共产党人频繁往来他的营地。宣侠父对他说：“枪在你手，国在风雨中。”孙殿英沉吟良久，只回一句：“我不替外人看门。”1933年热河作战，他的四十一军坚守十余天，虽然终因弹尽粮绝撤退，却也给日军添了麻烦。也正因这番抵抗，他在民间又添了“半个抗日将领”的标签。
抗战全面爆发后，孙殿英得了“五军团”番号，却自创规矩——官兵一律毡帽，不戴国军制帽，以示与老蒋若即若离。三年相持，日本人筑堡封山，他被逼困在中条山，粮弹枯竭。1940年冬，他派人暗递条件给日军：“不替汪伪卖命，不向抗日军开枪，只守地盘。”对方见其势穷，同意让其“自治”。
从此孙殿英戴了“伪七军总指挥”帽子，却明里暗里资助八路军百余支枪。陈赓赴林县谈判时，他端茶先敬，直言：“愿共抗敌，但求彼此少摩擦。”八路军回赠棉军装数百套，这支杂牌因此稳住了军心。
1945年抗战结束，他成了不讨好的人：国民政府嫌其有汉奸嫌疑，共产党暂持观望，地方武装又早已瓜分地盘。1947年初，他在河南、河北交界收容残兵自称“河北保安第八纵队”，仅数月即被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围困于卫辉张庄。天亮前后，他抛帽叹息：“替蒋介石拼命没路，降吧。”当天午后，孙殿英交剑投降，其部七千余人放下武器。
被俘后关押在漳河干部训练班。多年吸食鸦片的后遗症——腹泻、胃痉挛接踵而至，医务人员称之为“烟后痢”。为保命，他被准许每日递减量吸，混入桂皮粉，历时三月戒除。期间他常对护士念叨：“我这把岁数，若能活着出去，愿替新政权看大门。”
1954年秋，他因久病肝衰竭住进保定医院，弥留时只剩八十多斤。有护士替他拢被褥，他忽而睁眼，沙哑地挤出最后一句：“别学我，贪念毁人。”说罢头偏向窗外，呼吸渐弱。护士回忆，那夜秋虫鸣得很凄清。
孙殿英去世后，官方给出的死亡原因是“久病衰竭”。坟茔不显，陵园无碑，只在档案夹里留下七个字的备注——“历史反面人物已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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