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紧锣密鼓，刚从南宁军区调回北京的李天佑出现在西长安街的一间小会议室。那天，他用略带湘音的普通话向军委作战值班员交代完朝鲜停战后边境巡逻的新方案，转身又赶去总参三部核对情报。短短八小时，他换了三次场地。许多人由此记住了一个细节：这位作战局局长喜欢在文件页角写下简短批语，言辞犀利却不冗长。八年后，这种“简明加担当”的处事风格在一所工程院校遇险的关口被发挥到极致。
1966年夏，“横冲直撞”四字被频繁挂上墙头。京津一带动荡剧增，李天佑临危受命兼任总参作战部党委书记。他的第一道电令，是把驻石家庄的某精锐师调至通县机场待命，理由简单——“万一空降，有备无患”。毛主席看完报告，批了两字“照办”。外界只看到部队夜行，未必想到起草电报的人正在高烧中输液，这也是李天佑常态：身体不好，可答应的事绝不拖。
彼时的院校比街头更易失控。1967年1月，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宣布“夺权成功”。学院门口，三块大牌子写着“彻底打倒前院领导”。消息传到北京，总参派出的第一支调查组两昼夜即被赶走。李天佑没有立即增派武装，而是连夜召集六十五军军长与政治部主任商量对策。“枪口冲谁、口号喊谁，都要掂量。”他边咳嗽边说，茶杯在手心微微打颤。
第二批工作组出发前，他给负责人塞了一张纸条，上面仅四个字：“先稳人心”。然而稳不住。3月的塞外春寒料峭，工作组车队在学院大门前被堵，电话里传来急促求援。李天佑沉默了几秒，下令六十五军抽营连火速改编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空炮弹”进驻，原则仅一句：不开第一枪。宣传队抵达当夜，学院操场灯火通明，极端派头目终于偃旗息鼓。
僵局表面解除，却留下更棘手的烂摊子：近两百名教员和学员被逐出校门，餐食与棉衣皆无着落。有人提议“让地方接回去”，李天佑摇头，“放任流散，就永无宁日”；随后拨通后勤部，要求按野战师标准配发棉被、食品。几天后，灰呢大衣整整齐齐码在延庆军械库，冻得发紫的年轻人被接进恒温仓库里喝下热粥，这些琐事后来鲜有文件记载，却在幸存者口口相传。
进入1968年，国内形势依旧紧绷。3月上旬，李天佑坐着吉普车驶向张家口。途中遇大雪，路面结冰，同行参谋提醒：“副总长，慢一点。”他摆摆手，车速不降。抵达学院已是夜里十点多，礼堂灯还亮着。几位老教授迎出门口，神情复杂。有人试探：“听说学院要被撤，是真的吗？”李天佑没直接答，把大衣往后一甩：“问题核心不在校牌，在人。骨干散了，牌子也空；人留下，牌子可以再挂。”
为了保住这支技术力量，他提出独特解决方案：把几名被激进派盯上的关键教员化整为零送进干校，以“劳动锻炼”名义暂避锋芒。有人忧心忡忡：“要是出事怎么办？”他把声音压低，“出了事我负责。”短短七个字，在场者终身难忘。此后数月，学院恢复授课，大部分教师重返讲台，设备资料未受重大损失。技工实验室的高精度经纬仪因加贴了“军需”标签得以完好无损，成为后来国防测绘的宝贵物件。
李天佑的保护不仅限于工程学院。同期，老战友李达上将被隔离审查，其子女面临下放。李天佑利用主管军务便利，悄悄把几个孩子安排进总参“五七干校”农场，至少能吃上热饭。事成之后，他叮嘱秘书：“少写报告，多做实事，别让孩子背负父辈的错。”一句话，道尽那个年代不少老人无奈的心声。
事实上，李天佑的“担责”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早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他担任军副司令，以一句“敌军夜袭，反击需快”顶住停火压力，赢得解放军首次全线反攻。回国时才三十七岁，却已历经百战。1962年出任副总参谋长后，他经常自嘲“从坑道里跳进公文堆”。文件堆里同样刀光剑影，只是没有硝烟。
1968年底，张家口工程学院在艰难中完成当年第一学期教学，实习课时不足，但没有停摆。军委后勤部总结材料时写道：“该院设备保存率百分之九十五，为全国同类院校第一。”文件未提到李天佑，却附上一行小字：“若追责，请询副总参谋长李天佑。”行文之谨慎，却足见真相。
1970年9月，李天佑病逝，年仅五十六岁。讣告发表当天，张家口工程学院自发降半旗。很多师生想来北京送行，终究未获批准。三天后，学院广场贴出一幅墨迹未干的横幅：“总长无语，山河有记。”写字的是那位曾被送往干校的老教授，晚年回忆此幕，仍止不住哽咽。
有人说，李天佑最常挂在嘴边的，是“战场要赢，官僚主义也要打”。1968年那句“出了事我负责”正是他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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