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7日清晨，北平东便门外的军用电话线被连续接入，值班报务员只来得及记下“武清”“第5师”“紧急”几个关键词，便被后续报文声淹没。三个月前北平刚和平解放，如今改编工作却陡然吃紧。

北平局势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汹涌。傅作义25万旧部陆续集中在三河、顺义等地，番号不变、枪支犹在，只有一纸协议约束。华北军区、第四野战军都清楚，只要某个师率先闹事，连锁反应就会发生。

东北野战军38军此时正负责北平东南方向改编。军长李天佑虽新近休整，但兵锋锐利，旅史上写着“白刃五百米”的纪录。上级给38军两大任务：一是盯紧中央军嫡系94军，一是支援渡江前线物资南运。

94军在黄埔系中资历不浅，师团干部多受过美械整训，自恃“中央嫡派”，对“和平改编”四字颇不买账。特别是第5师，师部里既有黄埔老同学，又有军统潜伏人员，内部情绪杂糅，极易被挑拨。

3月25日晚，第5师提前点燃了导火索。先是拆掉欢迎彩楼，又在营门口刷满“誓死不编共军”标语，随后一发60迫击炮弹在临时驻地炸响。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使派去做工作的112师副师长杨大易、政治部主任李欣陷入险境。

李欣冷静观察，发现对方既想闹事，又怕真打。他决定拖延时间，要求“到军部开军官代表会”，借机把被扣留的政工人员全部召回。杨培德代师长嘴上答应，心里暗暗盘算，但终究没敢拒绝。

26日下午，最后一批干部安全返回38军军部。李天佑当即让作战参谋摊开地图，只说一句：“全歼容易，缴械为上。”随后亲自抓起电话直拨武清。

“杨代师长，我只说一次，”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像刀，“放下武器或武力解决，两条路，下午五点前给答复。”短短二十六个字，没有第三种选择。对话刚落，作战科命令各团按预案展开包围。

杨培德慌了。他知道38军有六万人，炮兵营距武清不过二十公里，一小时即可就位。更要命的是，第5师弹药储备只够打一昼夜，且内部派系林立，真要硬碰，未必顶得住。

下午三时，他不得不挂出白旗，指派副师长率先交枪。38军仅用一夜完成收械，缴获美造火炮二十七门、轻重机枪三百余挺。次日清点时，东野军械处感叹：“一师装备，比松垮两军还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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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师就范的消息通过联合办事处迅速传开。此前尚在观望的94军其余两个师立刻偃旗息鼓，乖乖接受番号改编。东野后勤因此顺利抽出一个整师南下支援渡江，一场可能扩散的动荡被掐灭在萌芽。

值得一提的是，两天后，香山东北的小道上仍可见零星逃散士兵，他们本想攀山潜入城区，却被中央警卫团截住。几周前香山曾差点被傅作义警卫团闯入，如今再无人敢冒这个险。改编速度与警卫力度，形成了明暗两道防线。

傅作义旧部派系复杂，不只蒋陈派与绥远系，还有阎锡山遗留的晋军势力。多年来他们在抗战、内战中的经历各异，思想温度差距极大。同一牌号的钢，用火候不同，硬度也不一样，这给政工干部带来不小挑战。

改编并不仅是收缴武器，更要铲掉旧军制留下的“长官万能”。华北军区第63军的宋双来在第89师警卫连搞训练时，发现连长仍然拿藤条抽兵。宋双来干脆把藤条折断，当众宣布：“打人，先打我。”连队士兵这才第一次鼓掌。

士兵换章易，换脑筋难。政工队在每个师办夜校，宣讲津浦线、临津江的战例；炊事班用小灶犒劳全连，却让连长和炊事兵同坐一条板凳吃饭。三个月后，新军名册上已看不到“兵熊将贵”的旧痕迹。

东野最终在5月抽身南下，留下的接防部队只要巡视营房就能断定情况：“枪油管干净，床铺一色整齐，队列口令不带旧腔。”这意味着改编完成的不只是武器序列，更是作风和制度。

李天佑那通“只有两条出路”的电话，如今在38军老兵口中成了一句传奇。它不是简单的威吓，而是凭实力、凭政策的双重支点，对抗改编的不稳定因素被迅速压缩到最小。当时参与其事的政工干部后来感慨：真正让第5师低头的，一半是大炮，一半是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