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日清晨，湖北黄安的薄雾还没散去，乡亲们已经争相传阅一张从县里带回的《人民日报》。铺开的那一版，赫然是前一天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全景照。就在众人津津乐道毛主席的身姿时，一个少年突然指着照片右侧的长髯老人脱口而出：“这不是我三爹么！”喊话的人叫董良俊，十五岁，他的“三爹”便是离家整整三十四年的董必武。
院坝瞬间安静，接着炸成了锅。董家的长辈围了上来，反复比对那一抹熟悉的雪白胡须和浓眉。有人惊愕，有人落泪，也有人半信半疑：世道兵荒马乱，三十多年前的逃难人还能平安无恙？可照片不会骗人，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张脸正带着微笑，仿佛隔着历史的尘埃向故乡打招呼。
故事要从1907年说起。那一年，22岁的董必武从两湖师范毕业，立誓“教育救国”，转而投身辛亥风雷；而家中的弟弟们只记得他背着行囊离开黄安时的背影。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创办学校、办报纸，却很快发现，社会黑暗并非改朝换代就能根治，于是继续南下广州，结识陈独秀、毛泽东，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董家的“秀才”变成了“闹革命的人”，也就此与家乡天各一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创，白色恐怖席卷而来。一天清晨，一张写着“悬赏捉拿董必武”的布告在黄安的墙面贴得密密麻麻。董必武的亲人们被反复盘问、威胁，家中田契被抄，连耕牛也被拖走。董良俊的祖母提着两担柴火，顶着暑热去县衙求情却无功而返。从那以后，董必武仿佛人间蒸发，音讯全无，家族只剩下“他怕是凶多吉少”的叹息。
抗战爆发后，关于董必武的传闻又在黄安茶馆里冒头：有人说他在八路军里当官，也有人说他早已客死他乡。真实情况却更加跌宕。1938年，他受命赴重庆，代表中共中央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会议上，顽固派将领何应钦忽然指责共产党“扰乱后方”，董必武猛地起身，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若无公义，何以言抗战！”短短数语，把气氛推向沸点，连外国记者都在场外啧啧称奇。这一幕后来被译成多国语言，出现在多家报纸的头版，却始终无法传回封锁严密的黄安。
有意思的是，海外舞台更见证了董必武的锋芒。1945年春，他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随同顾维钧前往旧金山参加制宪会议。面对“请这位共产党人站起来让大家看看”的挑衅，他稳稳整理中山装，坦然示意：“请问诸位想了解什么？”几句幽默化解尴尬，现场掌声四起。最终，在《联合国宪章》封页上写下“B. Tung”（董必武的英文签名），成为在国际票据上留下共产党身份的第一人。这段经历后来被西方媒体称作“东方老人手握钢笔的胜利”。
如今镜头回到黄安。确认三爹还在人世后，董家小院连夜点起煤油灯，写信往北平。信纸再三折起塞进信封，寄往“北京市中南海，董必武同志转”。一周、两周，杳无消息；就在大家猜测邮路是否受阻时，11月上旬，一封盖着红印的回信终于抵达。拆开后，熟悉的隽秀手书跃然纸上：“别为我操心，我在工作，很好。”信里最打眼的一句是，“革命不是夺爵位，更不是保私产，大家安心劳动，孩子们安心读书。”信末还附了两行小字：“赤脚走泥田，也是建设新中国；别起跑道，别走后门。”
话虽简短，却像一盆凉水浇在几个热脑门上。那时家里有人盘算，“既然三哥跟毛主席站一起，让咱们去北平给他当个秘书也不亏。”念罢回信，众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多言。董良焱，那个读过私塾的大哥，转身进了乡里小学，教识字课。后来有人请他去县政府当事务员，他婉拒：“三爹说了，共产党干部要为公，不要为亲。”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的足迹几乎遍布大江南北。1950年，他协助起草《共同纲领》；1954年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夜以继日斟酌每个字句。1962年，他兼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审阅材料时常批注到深夜。最忙的时候，他天天凌晨五点起床，一碗稀粥对付完早餐，拿起放大镜继续伏案。身边警卫劝他休息，他抬头笑了笑：“还跑得动，别耽误事。”这句话传到熟悉他的老战友耳中，谁都知道那是他的性格——慢条斯理，却拧成一股韧劲。
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国庆前夕，他途经武汉探亲，黄安的乡亲们蜂拥到码头，只为瞻仰风采。那天细雨朦胧，他脱下呢大衣披在一位冷得发抖的老人肩头，自己只穿着薄衫。有人感慨：“当了国家副主席，还是这股子平民味。”可他把手一挥：“我不过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一幕被人民日报记者抓拍下来，成为后来《人民领袖的战友》图集里的经典照片。
进入七十年代，国家大兴生态建设。董必武虽已耄耋，仍提议组织“北方防风固沙调查组”，自请挂名顾问。1973年，他带病巡察松嫩平原，车行颠簸，警卫担心他身体，劝留在车上休息，他摇头：“林子缺了，就没人挡住风沙，几代人都难安生，不能拖。”那一趟行程，他在笔记本上密密写下三千多字改进方案，主张“沙里育草、草里植树、树后护草”，被林业部采纳。
时间来到1975年4月2日，清晨六点，中南海怀仁堂灯火微弱。董必武与病痛周旋数月，终握着医生的手平静合眼，享年九十岁。噩耗传到长沙，毛泽东沉默良久，只吐出一句：“老董，走得安稳。”朱德拄着拐杖，坚持赶到灵堂，颤声道：“老伙计，你先歇吧。”追悼会上，没有华丽悼词，只有一行字：“他把全部生命献给了人民的事业。”
黄安的春雨连下了三天。雨停后，村口新立的黑板报用白粉笔写着：“三爹走了，树还在长。”董良焱给学生们讲课，停顿片刻，说了八个字：“读好书，种好田。”孩子们不明就里，但记下了老师的叮嘱。多年以后，那座曾被战火撕裂的小县城，燕子掠过绿树成荫的街巷，谁也看不见昔日追捕令，只剩下校门口随风起伏的柏树。人们闲坐说起董必武，会嘿嘿一笑：“就是那个不肯给侄儿找工作，却让我们都能读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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