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深秋的一个午后，福州军区机关的走廊里传来上将王建安爽朗的咳声，他正挎着一个旧帆布包，刚结束野外调查回来。大檐帽上覆满尘土，面庞却仍神采奕奕。就在那天，卫生处长悄悄提醒他要少跑动，血压偏高。王建安挥挥手：“等忙完这一阵再说。”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句话他已说了几十年。
1907年，王建安出生在湖北黄安沙河，两岁丧父，六岁随母乞讨。命运的重压并未把他压弯腰，相反，他把所有屈辱积攒成火焰。1924年，他放火烧了长年欺压乡民的地主宅院，随后逃往武汉参军。这段传奇往事，被同乡当成饮酒佐料反复讲述，也让少年王建安第一次握住了枪杆。
1927年，他在黄麻起义的硝烟里加入中国共产党，转身投入红四方面军。五年征战，他从副班长一路打到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夜袭杨家寨、万源七十昼夜鏖兵、广昭战役、嘉陵江畔血战——每一次硬仗，他都冲在最前线，部下说他“永远盯着敌人指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王建安率津浦支队北上，剑指日军后方交通线。鲁中山区粮草匮乏，他和战士们靠野菜硬熬。有人劝他开仓征粮，他一句“老百姓已苦到头，咱不能再添一把火”让部属动容。也正是在鲁中，他与许世友、陈士榘等并肩作战，外军情报将他们合称“山东五虎”。
1946年烽烟再起，王建安以鲁中军区司令身份连下数城。临沂北麓的鲁南战役，他指挥十二个团强攻顽固据点，一夜之间打穿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防线，缴获四十余辆坦克。随后莱芜、孟良崮、济南三战，他与许世友一外一内唱双簧，八天擒王耀武，成为华东野战军的经典战例教材。
1955年授衔时，王建安被评为上将。这位出身红四方面军的硬骨头，在庆功宴上提杯只说了一句：“是部下抬着我上来的。”然后匆匆离席，回到办公室批阅训练简报。那以后，他常年担任副职，先在福州、后在北京，只要组织需要，哪怕是配角，他从不多问一句缘由。
作风俭朴是他的标签。调研多年，除了西藏和台湾，他几乎把脚印留遍所有军区。县级招待所薄被单、野战部队大铁盆，他睡得踏实。一次到某师暗访，他发现操场器械积灰、猪圈“借猪冲数”，当场批评：“成绩靠作秀，打起仗来可救不了命。”回到机关，他用钢笔写下万字报告，一字未删。
对下属严，对自己更狠。1979年中央机关供应紧张，秘书替家里买了十斤花生油，他听闻后严肃指出“超配”，立即让秘书补齐市场价。有客人塞给他收音机，他直接让厂长跑着取回，并送去廉政准则。小事如针，扎得人疼，但服气者越来越多。
1980年7月25日凌晨，北京气温闷热。王建安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夫人牛玉清握住他的手，却只能听见渐弱的呼吸。凌晨三点，他安静止息，享年七十三岁。临终前他曾叮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骨灰撒到老家田里。”叮嘱很简单，却和当时普遍的厚葬风形成鲜明对比。
四个儿子分散各省，接到电报时，父亲已停放在家中卧室。短暂商议后，兄弟几人完全尊重遗愿：不通知战友，不请专车，不搞告别仪式。正当家属准备低调火化时，解放军总医院负责人登门，语气真诚：“想为老干部健康研究做一点事，可否允许医学解剖？”牛玉清沉默片刻，答道：“如果他能再为同志们做点贡献，就照办吧。”
解剖结果为心肌纤维严重老化、主动脉壁钙化，这些资料随后被送进301医院老年医学档案室，成为研究高强度作战群体慢性病的重要原始样本。也因此，王将军生前没进过301看病，却在去世后以另一种方式“住”进了医院。
一个月后，徐向前、许世友等老战友陆续得知噩耗，先后赶到牛玉清家里。徐帅握着桌上那只替代床腿的砖头，半晌无语。客厅不大，却挂着王建安亲手摁下的八个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这八字，他反复写过多次，却迟迟舍不得装框，说“字写出来，是给自己提个醒”。
党中央的讣告写得不长，只有四句评价：军事才能突出；党性观念强；艰苦奋斗；调查研究。没有华丽词藻，却把他的脾气、他的路数、他的底色，一笔勾准。
骨灰未能如愿撒回沙河，家属最终将小小瓷坛安放在八宝山一隅。牛玉清告诉子女：“你们要是再想他，就多干点实事。”这句话成了家庭规矩，谁也不敢当耳旁风。
王建安生前是兵，身后成了医学切片；在战场上赢得硝烟中的胜利，在工作中守住清廉的底线。他的故事不需豪言，也无须渲染。一个人活着时把自己用到极致，逝去后还留下一份资料，这或许就是他理解的“革命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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