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6日凌晨，北京西山的空气还带着夜雨味道，一辆吉普车停在301医院侧门，没有鸣笛，也没有警卫列队。凌晨三点，几位医生默默推着担架，将一位老人的遗体送进冷藏室。夜色浓得像墨，路灯昏黄，唯有雨点拍窗的声响提醒人们：这是一位开国上将的最后旅程。
王建安生前留下一句再简单不过的交代——“别惊动任何人”。夫人牛玉清按原话向组织写了报告：不设追悼会，不收花圈，不搞送别。医院听罢心中唏嘘，但仍照办。于是，堂堂上将的离去，只剩白单被、钢架车和走廊尽头几束昏暗灯光。
消息像被缝进口袋，短时间内无人得知。直到八月中旬，陈锡联在办公室翻阅内部通报，才看到王建安去世的小字消息，脸色当即沉了下去。拨通电话，他对牛玉清说道：“为什么一点儿不通知？！”这一声半是责怪，半是深深惋惜。牛玉清低声回答：“老王走前的吩咐，我不敢违背。”
两人的情分能追溯到1935年草地深处。那年八月，红军踏进沼泽，白雾缭绕，脚下一片泥泞。陈锡联被冷枪击伤，几乎走不动。王建安眼见同乡卧倒，立刻牵来驮资料的骡子，让陈锡联趴在上面，又用绳索死死捆牢。有人抱怨负重会拖慢全队速度，王建安火了：“红军是一家人！”一句话，把命换了回来。多年以后，每次碰杯，陈锡联总要说一句：“要不是老王，当年我就留在草地了。”
友情也曾起波澜。1976年，王建安携陈再道进京探望陈锡联，先被办公厅主任拦在门口。王建安一句“他要不见我，这辈子都别见了！”扭头就走。陈锡联忙抽空把老伙计请了回来，桌上文件一摞摞，他顾不上喝水，仍硬挤时间寒暄。王建安看在眼里，转而自责：“不了解实际情况，怪我。”误会到此烟消云散。
正因为这层生死与共的旧谊，陈锡联无法接受“事后才知道”的苦涩。电话那头，他沉默片刻，又问：“遗体现在何处？”得知已被医院用于医学研究，陈锡联长叹：“还是那股子倔脾气，活着节俭，走了也要节俭。”
倔脾气不止一桩。1948年，党中央决定攻济南。毛泽东与王建安谈话时试探：“让你去当许世友的副手，意见呢？”过去王许有嫌隙，毛担心配合不畅。王建安回答干脆：“听命令就行。”进军山东后，两人一杯烈酒化旧怨，八天拔掉济南城，活捉王耀武。指挥部里，有人取笑王建安总当“副角”，他摇头：“位置无所谓，能打胜仗才重要。”
胜仗之外，他的行事更显分量。60年代赴江西调研，顺道想上井冈山回看旧址。地方准备专车汽油一应俱全，他得知后立刻取消：“几十升油不是小数，私事不该公费。”同行干部哭笑不得，却也只能跟着原地掉头。
对家人也一样严格。子女分配多在外地，组织体恤提议调回北京照顾老人，他回绝：“孩子不是我的私产，在哪儿参加工作在哪儿干。”因此，1980年他病重那半年，四个孩子都未能常伴床前，王建安却坦然：“还能自己翻身，不用惦记。”
病房里，有一天电视播放外国政要的国葬仪式，场面宏大。王建安看了许久，对牛玉清说：“排场越大，花钱越多。我死了，一切从简，骨灰撒老家田里，当肥料最好。”说话时，血压计还在嘀嘀作响。照护护士听得清楚，却只当老人随口感慨。
7月25日凌晨两点，腹主动脉瘤还是宣告破裂。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王建安走得寂静。尸体送入301医院病理科后，主任提出解剖，希望从这位年逾古稀的上将体内找出病因参考其他老干部治疗方案。牛玉清想了想，答应了：“他愿意为国家做事，哪怕最后一刻也是。”
骨灰最终由工作人员带到湖北黄陂，撒在薄雾缭绕的田埂间。村民远远望见，没料到那灰白一捧，竟是昔日名震沙场的上将。风一吹，尘土与泥土混在一起，不留痕迹。
而此时北京，很多老战友才刚刚得到消息。电话此起彼伏，大家都问同一句：“啥时走的？怎么一点风声没有？”答案只有两个字——遗愿。
8月4日，《解放军报》刊登短讯，以不到四百字记录王建安的后事从简。没有高调悼文，没有大幅黑边，一如他生前的低调节俭。老部下读完，默默把报纸折好，塞进抽屉角落。
有人说，王建安是那个时代最“轴”的将军：轴在爱憎分明，轴在守规矩，轴在临终仍念着不给国家添麻烦。也正因这股“轴劲”，他在艰苦岁月里敢扛最重的担子，在和平年代里甘当不起眼的配角。倘若要为这位上将的生命写一句注脚，友人只给出四个字——“干净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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