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29日一早，纽约曼哈顿的阴雨还没停，吕正操提着一个紫檀木匣子走进电梯。电梯门一开，站在门口的白发老人挺直了腰板，正是已经91岁的张学良，两人视线交汇，谁也没说客套话，只是一把手握住，一声略带沙哑的“少帅！”冲破了三层走廊的静默。

待坐下后，张学良把老花镜推到鼻梁：“老吕，这么大年纪还飞这么远，中央批不批你呀？”一句玩笑缓和了气氛。吕正操把木匣子递过去，是一整套《中国京剧大全》，外加几罐当年刚出的碧螺春。“好听、好喝，保你心情舒坦。”简单一句，把几十年军旅豪情化在茶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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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再谋面，中间隔着54年。上一回见面是1936年12月11日西安临潼。那天夜里，周恩来才刚进城，蒋介石还在兵谏的枪口下。张学良对副官吕正操抛出一句：“我亲送委员长回南京，三天归队。”吕正操冷冷回话：“要是三天见不着你，我就回部队。”这句三日之约，结果拖成半个世纪。

1937年秋，吕正操率691团在华北打到弹尽粮绝，仍拒绝再南撤。梅花镇一役，他擅自决定北上游击，干脆改旗易帜叫人民自卫军。那年他33岁；而被软禁的张学良，才刚满37，却必须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度过一生。命运将师生推向两条路，却没抹掉惺惺相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吕正操授衔上将。授衔典礼后，他在小范围谈起少帅：“若有一天能喝顿酒聊通宵，也值了。”这种念想被他压在心底整整42年。直到1991年春，张学良偷偷飞到纽约探亲。消息传到北京，中央很快拍板：让吕老去看看，顺便问问老长官何时回大陆。

赴美航班上，吕正操身边坐着张闾蘅——少帅的侄女。飞机刚起飞，她递上一张纸条，上写三行字：不要排场、不要记者、不要特权。吕正操看完笑了：“还是那个脾气。”

第一次谈话结束前，吕正操提到探亲：“大陆欢迎你回家。”张学良却慢慢竖起三根指头：“我得先和大陆讲好三点——不办欢迎会；不搞采访；我自己掏腰包，别让国家破费。”话不多，却字字掷地有声。对堂堂少帅而言，面子易得，难得的是坦途，不想任何派别借他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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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他们又在第五大道的瑞士银行办公室见面。吕正操递上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信里只有寥寥数语：身体安康，盼早日归乡。张学良凑近纸页，几乎是贴着看。他低声道：“周老总我熟，他人好。请替我向邓女士问好。”说罢，他沉吟片刻，再抬头眼里有光，“若台湾不反对，我真想回来治眼睛，顺道上沈阳看看老宅。”

这句话并非客套。张学良彼时双目患疾，看人要靠侧脸光线。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在旁插话：“上海有位‘东方一只眼’，医这病有一手。”张学良闻言当场拍板：“治眼也好，回家也好，得两岸都同意。”他仍念着“和为贵”，或许多年囚居让他更懂得平衡的价值。

宴席设在华人圈子有名的彩虹酒楼。敬酒时，吕正操举杯说：“老首长，咱哥儿几个能聚，要感谢命大。我先干，你随意。”少帅爽快一仰脖，杯底朝天，连声道：“痛快！”那晚两人没再多谈公事，只聊旧部，聊京剧，聊当年北平炸桥的梗。席散已近凌晨，仍意犹未尽。

回国前夜，吕正操把白天拍的合影装进随身包里——两位九旬老人站在华灯初上的第五大道，背后是嘈杂车流。有人路过侧目，他们像两棵老树，相互支撑。摄影师按下快门时，少帅低声感慨：“得民者昌。”吕正操点头：“说好的，下一回咱们在沈阳喝老雪花。”张学良笑，没有出声。

遗憾的是，种种波折使这一杯酒终究没能喝上。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檀香山病逝，享年101岁。吕正操闻讯后久坐无语，良久，只让秘书发去悼电，六字：三日之约，永存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