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12日凌晨，川西春寒料峭，成都军区总医院里，麻醉味与消毒水味交织。推车刚停下，手术灯还没全亮，一个声音沙哑却执拗地冒出——“快点缝好，连里那台推土机今天还要调试。”说话的人叫韩玉怀，四级军士长，部队里人人喊他“老韩”。这一次，他不是来抢修设备，而是要在腹腔里与癌细胞鏖战。医护人员愣了片刻，谁也没想到第三期贲门癌的病号开口第一句仍是想着连队的机械。
手术持续了八个半小时。医生缝合最后一针时，窗外的天刚破晓。可还没等麻药彻底褪去，老韩已经挣扎着要起身，他小声嘟囔：“部队里缺人。”护士按住他，无奈又佩服。“老韩，你命要紧啊！”这段简短对话后来被住院部口口相传，却没多少人知道，他身上背着23次战功记载。
时间往回拨到1966年冬。20岁的韩玉怀从四川苍溪老家坐船到重庆，再转车北上报到，成为工程兵某团新兵。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却不服输。队列、射击、体能样样不落后。训练间隙，他蹲在机修库门口，看师傅拆装发动机，一看就是整整一下午。那年冬训结束，他在新兵连考核综合第一，同年被指定为机械维修预备骨干。
1979年，部队体制调整，工程兵改编为战略工程第二支队导弹勤务分队。韩玉怀选择留队，从义务兵转成志愿兵——那个年代，志愿兵想提干几乎没先例。可名额有限，学历门槛高，他明白机会渺茫。“拧在哪儿就在哪儿干。”这是他常挂嘴边的话。老兵喜欢听这种实在话，新兵更愿意跟着这样的老班长学本事。
1981年的皖南山区，道路塌方、桥梁受损，支队奉命抢修。昼夜奋战五天，寒风夹着碎石打在脸上，机械不时熄火。韩玉怀钻进坑道，手持简陋工作灯，把主油管封死又反复清污，硬是让卡死的发动机复活。工程完毕，部队一次性给他记了两次三等功。他却在总结会上没提自己一句，只交了份《临时抢修工具改进建议书》，满满四页打了18个孔洞的打印纸，后来直接被首长拿来作专业教材。
有意思的是，立功越多，职务却始终停留在“代理”。排里缺排长，老韩顶上；新排长报到，他拎包回班。1985年，连里缺副连长，他又临时补位，两个月把连队机械完好率拉到98%。党支部为他填了《志愿兵提干报告表》，材料层层上报，最终却卡在“学历不足、编制已满”八个字上。政工干部怕他想不通，找他说话。他咧嘴一笑：“连里设备不能说谎，这比较重要。”
如果说职务停滞是一堵墙，书本就是他自凿的暗道。几年间，他用津贴和奖章奖金买了两百多本专业手册，《汽车修理》《工程机械液压》《电工原理》堆满箱子。深夜灯盏昏黄，新兵睡得正香，他独坐床头做笔记。旁人调侃：“老韩，你又当学生啦？”他抬头笑，“知识不占地儿。”靠这股钻劲，他被团里聘为内燃机修理教员，带出机械骨干百余人，其中三人成长为技术军官。
1987年，老家来信，县里给出优厚条件：粮油公司技术员编制、爱人随调。信里的措辞诚恳，亲友劝他“趁早跳出苦窝”。他在宿舍看完，把信叠成正方形存进抽屉，谁也没提。过几天，排里车轴承损坏，他拆换零件，手里全是黑油，却突然说：“要不是部队，我啥都不会。”话不多，却掷地有声。此后几年，地方工厂高薪聘请、徒弟邀他办厂的信络绎不绝，全被委婉回绝。
1988年秋，胃部隐痛加剧。医务所建议住院检查，他扭头继续工作，只在药箱里翻出止痛片。连队记录本上显示，那年冬天他还带队检修了三十六台设备。直到1989年2月，体重骤降十公斤，吐血一次，他才被硬送进医院，检出溃疡型贲门癌。主治医生给出的建议是“马上手术”，否则性命难保。
手术后第十三天，他拄着输液架站在营房前，指挥新兵拆检曲轴。“老韩，你歇着吧！”新兵急了。他摆手：“多看两遍，省下配件钱。”部队考虑到病情与家庭，批准其爱人随军并安排营职待遇，可他仍保持士兵身份。有人不解：23次战功、代理过副连长，为何离世前依旧是兵？原因说复杂也简单：当时志愿兵系统里，学历、编制、年龄、岗位多重条件叠加，提干渠道极窄；再加上韩玉怀自己放弃地方保送、自愿留守基层，最终职务定格。
1990年9月，病情复发。中秋夜，连队聚餐，他躺在担架上却坚持参加。月光下，他低声问副连长：“设备台账记完没？”那年冬天，病魔没再给他机会。12月25日，凌晨一点零五分，韩玉怀停止了呼吸，时年44岁。遗体告别现场没有华丽花圈，最显眼的是停在门口的那辆已经服役二十多年的工程车——发动机盖上贴着黄纸红字：老韩带过的车。
档案袋最末页这样记载：“韩玉怀，四级军士长，23次战功，诊断：贲门癌，因病去世。”寥寥数行，却压得人沉默良久。那23次鲜红的战功章仍在，却再也没人能听见维修库里那个沙哑却带笑的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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