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4日傍晚，广西凭祥城外冷雨如丝，东线前敌指挥部灯火通明。电话声、脚步声、地图纸翻动声交织在一起，一场注定写进史书的自卫反击战已进入倒计时。坐在桌前的许世友，花白的眉毛微微上挑，视线始终停在那张绵延到谅山方向的箭头线上。
越南在1975年四月统一后，很快撕掉了“同志加兄弟”的外衣，黎笋集团不断向北挑衅：边境小股袭扰从1976年冬季便没停过，次年便升级为营连规模的渗透。三年下来，广西、云南十六个县的上万名边民留在了工事和防炮洞里过夜，田里的早稻也换成了耐打的旱粮。中央军委多次照会河内无果，2月6日，最高决心终于下达：对越自卫反击作战，17日发起进攻，昆明、广州两线并进。
东线的担子落在65岁的许世友肩头。老将军一路戎马，打过淮海，也在朝鲜雪岭上和美军硬碰硬，可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人烟稠密、山岭密布、道路狭窄的越北边境。“得快，得猛。”许世友前几天在军区作战会上丢下这句话时，参谋们记得他手里的烟只抽了一半，就捻进烟缸。
为了实现“快”，他想起了苏联当年在库尔斯克会战的“坦克送步兵”——步兵坐在坦克甲板，直插敌后，一气呵成。他认定，一旦突破高平、同登一线，十几个团的钢铁洪流可以在两昼夜内抵近谅山，并配合空火力摧毁越军主阵地。作战计划打印了厚厚两大本，由他亲笔批示：“立刻校对，明天发到一线。”
就在此时，67岁的宋时轮受中央军委委派来到东线视察。宋将军因在朝鲜战争中指挥第九兵团入朝而被誉为“冬将军”，他在山地、森林作战的履历比外界想象更丰富。15日下午，宋时轮坐着一辆嘎斯吉普沿322国道抵达凭祥。几个小时的前沿查看后，老人家回到指挥部，面色凝重。
当晚，帐篷里摆了一桌简单的米酒和腊肉，算是为视察团接风。刚落座，宋时轮端起酒碗，“老许，你的计划我看了，步兵绑坦克，真糊涂。”他声音不高，却格外笃定。
酒杯刚碰到嘴边的许世友猛地顿住，眉梢耸动。片刻沉默后，他把杯子放下，“你说说哪里糊涂？”
宋时轮伸手在桌面比划：“坦克怕什么？山，窄路，十字坡。越北全是硬山头，炮兵点射、反坦克壕、竹签地雷，步兵还绑在装甲上？车停了，人就是靶子。再说，坦克爬坡速度慢，一旦被分割包围，你重装打不出来，空军受天气限制，后果不堪设想。”
一句句击中要害，许世友听得额角见汗。他把计划书合拢，“那就不用坦克驮人，步坦分离，改摸点打穿插，还是靠老规矩。”决定在夜里重排作战方案。
凌晨两点，新文件被送进各军、师指挥所：坦克分队只在道路条件较好的国道轴线冲击；步兵改以轻装渗透，炮兵加强点穴火力，通信全部改由架空线、超短波双保险。同一时间，空军第7歼击机师接到任务，重点支援龙州—高平方向。
17日拂晓，炮声在680公里边线同时炸响。东线41军、42军破口后迅速南下，进入山地便改为“猫”式推进：班组化小分队紧贴山脊，避敌炮火；装甲车行至坳口即停，掩护步兵清除火力点。原先担心的“坦克负担”不再出现，反倒是工兵的筑路和桥梁分队成了抢时间的关键。战至19日夜，谅山外围已被东线部队拿下，随后兵锋指向友谊关。
战场另一侧，广州军区前指的气氛却很平静。许世友白天看望因战受伤的尖刀排，晚上仍旧拿着放大镜啃“红楼梦”的批注本，偶尔挥手把包扎好的手臂压在书页上，嘴里嘟囔，“不用急，仗要精打，书也得细嚼。”
3月5日，东、西两线先后完成预定战役任务，部队开始按令撤返。作战总结会上，邓小平对各军区的协同给予肯定，提到东线减员远低于预估时，杨得志笑着望向许世友，“老许，你那‘糊涂’改得值！”许世友哈哈一声，“糊涂一次，省了多少好兄弟的命。”
值得一提的是，宋时轮那份《关于东线山地装甲运用的风险评估报告》后来被总参辗转送到军事科学院。几年后，《越南北部山地机动作战研究》专著中保留了他手写的一句话：“山地战重步轻装，坦克为辅，失之毫厘，累及千人。”战后，广州军区坦克团总结出的“贴坡伴随”“封锁要隘”等战法，也在此基础上完善，进入80年代全军战术条令。
许世友的临战变招，有人赞其“知错能改”，也有人说若无宋时轮相助，东线或许要付出沉重代价。评价自有公论，然而一次及时叫停的战术尝试，确实为将士们砍掉了一道险关。纵横沙场半生的两位上将，这段短短数句的交锋，也成为对越作战中颇耐人寻味的幕后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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