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腊月二十七的深夜，雪把鄂豫皖交界的山谷封死了。徐海东摸黑穿过竹林，在山脚的一间土屋里和几名排长商量游击计划。屋外寒风呜咽，屋里油灯只剩黄豆大小的火苗，谁也没料到，就在同一时间，几十公里外的徐家窑正陷入浩劫。
徐海东出生于1900年，行伍出身，北伐、黄麻起义、鄂豫皖苏区三战成名。山东记者萧三曾感慨，“打仗有股虎劲儿”，指的就是他。可这股劲儿带来的代价，也让一个大户同日凋零。反动武装因抓不到他，决定“杀人立威”，将目标指向徐氏族人。三天后，血腥行动开始。
此前，徐海东的第一任妻子田得斋守着盲婆婆，靠给乡亲缝衣换些粗粮，日子虽清苦却还熬得下去。听到“乡勇要抄家”的风声，她深夜搀着婆婆逃往破菩萨庙。一盏残灯、一床破被，婆媳俩躲了九天。第十天，老人抓住儿媳的手说：“回吧，死也得死在徐家门口。”这句话成了归程的催命符。
屠杀发生在1933年正月初三。乡勇、团丁、地痞凑了一百多人，火把点亮夜空。徐家窑十几户徐姓人家被逐屋搜杀，老的、幼的、孕的皆不留情。烟火过后，尸体整整躺了两排。事后清点，徐氏被害者六十六口，无一幸免，唯独田得斋因被当作“引徐海东就范”的活口而被拖去关押。
押解途中，一个姓李的团丁悄悄对她说：“若不招，杀你全家！”田得斋没吭声，眼泪在腮帮滚。进了牢房，酷刑、威逼、利诱轮番上阵，她仍是一句“我不知道”。敌人拿她没辙，只能留下最后通牒：要么改嫁、切断与徐海东的联系，要么田家三代陪葬。田得斋咬破嘴唇，血迹顺着下巴滴落，“我嫁。”她明白，不答应，全村跟着遭殃。
几周后，她被草草许配给邻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婚礼无人敢去，只有县衙差役在门口盯梢。洞房夜，新郎低头拙笨地拨弄火柴，她看着微光，突然想起徐海东临别那句“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再回来陪你白头到老”。心口抽痛，她用被角死死堵住哽咽声。那一晚，天空没月亮。
再说徐海东。正月十七，他收到苏区交通员带来的纸条，只四个字：“家破人亡。”他怔在原地，不信，再读，仍是四个字。没多久，他悄悄潜回徐家窑。瓦砾、焦土、半截祠堂门神，一片死寂。雪刚停，地上殷红尚未干透。最刺目的是那面被随手丢弃的红布条——老人、妇孺临死时包裹小孩用的。徐海东蹲下身，把布条卷好塞进怀里，良久才起身。
当晚，他向组织口述经过：“家里遭难，我无脸自称革命者。”他说完，转身要求重返前线。上级批示只八个字：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斗争。从此，徐海东的打法更狠。1934年春，罗山境内伏击战，他率一部尖刀连渗透敌后，一夜拔掉三个碉堡，缴枪二百余支。战后有人感慨他刀头舔血不要命，他淡淡一句，“他们血洗我全家，我只能还账。”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海东辗转太行、吕梁，多次负伤。1940年冬汾西挺进战斗，他旧伤复发，左肺大片感染，高烧不退。组织命他转后方治疗。西安到延安的行军路上，他几乎每走十里就喘不过气，身边警卫劝他坐驴，他摆手：“老子打仗骑马，现在治病不能骑驴。”话虽硬，却几次晕倒在山道。直到1941年初抵达延安，周恩来特意安排陕甘宁边区保健科全力救治。
病情稍稳，他主动要求读书，研究晋绥战局，凡能动笔就写建议。1945年七大，党中央指名他当候补中央委员，理由简单：战功卓著、立场坚定。毛泽东看公文时对身旁卫士说：“海东是咱们的虎将，可惜身体拖累了。”这评价不带一丝客套。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仍病魔缠身，住进北京海淀医院。1951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大连探望。病房里，周恩来把手搭在徐海东肩头，声音不高却笃定：“把命养回来，建设还得靠你。”临走又对周东屏交代，“你照顾好他，中央放心。”周东屏眼圈发红，只一句：“明白。”
1955年军衔评定紧锣密鼓。有人提议给徐海东上将衔，他坚决推辞：“十年养病，功劳算不得大将。”材料上层层批注后送到周恩来桌上。周恩来提笔写：海东同志的大将军衔合适。一个“合适”，定音。9月27日授衔典礼，徐海东步伐缓慢，却坚持挺胸敬礼。受命之时，他对旁边的陈再道低声吐出六个字：“不敢欠党情。”随后把大红绶带抬得更高。
田得斋的名字，徐海东多年未曾提起。偶有至亲问起，他只说一句“她还好就行”。1960年冬天，老战友宋任穷探病，闲谈中感慨命运多舛。徐海东沉默片刻，把怀里那条早已褪色的红布条递过去，轻声道：“全家就剩这点念想，留着吧。”宋任穷握住布条，半晌无语。
1970年3月25日凌晨，病重的徐海东呼吸急促。他拉住警卫员袖口，艰难吐出几个字：“告诉组织，没给党丢脸。”话音刚落，心跳骤停，时年七十岁。
同一天的夜里，鄂豫皖边区一个小村庄的老屋前，年近花甲的田得斋点燃一根麻油灯，默默合十。她早已白发，面庞皱纹深刻。灯火摇曳，仿佛隔空回应那句埋在33年前的誓言——“穷苦人过上好日子”。愿与不愿，终成历史尘土，只留人间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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