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总指挥，您这牙要是再不治，怕是要出大问题。”
1931年的冬天，江西宁都的风雨像是要把人的骨头缝都吹透，国民党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捂着腮帮子，在指挥部里来回踱步，疼得冷汗直冒。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颗发炎的牙齿，最后竟然成了撬动历史的一根杠杆，把整整1万7千人的精锐部队，从国民党的阵营里生生撬走了。
等到孙连仲在上海的软床上补好了牙，再想回江西带兵的时候，那地方早就换了旗帜，那些曾经跟着他南征北战的弟兄们，已经成了红军的主力。
这事儿说起来，还得从那场让冯玉祥输得底掉的中原大战说起。
那时候的第26路军，其实就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残部，是一群没了娘的孩子。
这帮西北汉子，本来在北方吃馍馍、喝烈酒，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粗犷，结果战败投降后，被蒋介石大笔一挥，全给发配到了江西。
老蒋这算盘打得是真精。
把这帮“杂牌军”扔到剿共的最前线，赢了是帮中央军扫清障碍，输了正好借红军的手把这支异己力量给消耗掉，这叫“一石二鸟”。
孙连仲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没辙，军令如山，不去就是抗命，去了就是送死，只能硬着头皮往南走。
到了江西，这帮北方汉子算是遭了老罪了。
那是1931年，正好赶上江西发大水，雨下个没完没了，空气里都能拧出水来。
北方人哪受得了这个？
衣服永远是湿的，被窝里像是泼了水，身上长满了疥疮，烂脚病一发作，整个营房里那股子烂肉味，熏得人直掉眼泪。
更要命的是水土不服。
这帮吃惯了面食的汉子，天天捧着大米饭难以下咽，连个辣椒都见不着，还得忍受蚊虫叮咬。
疟疾、痢疾就像瘟疫一样在军营里传开了，每天都有兄弟抬出去埋了，连个棺材板都没有，就以此草席一卷，扔在荒郊野外。
这哪是来打仗的，这分明就是来送命的。
短短几个月，原本生龙活虎的西北大汉，一个个面黄肌瘦，拉肚子拉得腿都软了，连枪都端不稳。
看着手底下的兄弟们一个个倒下，当官的心里也发毛。
关键是，南京方面那是真的“抠”。
军饷拖着不发，药品也不给补充，就给点空头支票，让大家这就是“为国效力”。
士兵们连草鞋都穿不上了，有的甚至还得去偷老百姓的红薯吃，这日子过得连叫花子都不如。
你说这仗还怎么打？
前面是打不过的红军，那是硬骨头；后面是等着看笑话的蒋介石，那是软刀子。
孙连仲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正好这时候，他的牙疼病犯了，背上还生了个大疔疮，疼得他是坐立难安。
这病来得正是时候。
与其在这儿受夹板气，看着兄弟们送死自己还无能为力，不如躲出去清净清净。
于是，孙将军揣着请假条，把指挥权往下面一交，一溜烟跑上海住进了高档医院，把这一万多号兄弟扔在宁都的大雨里瑟瑟发抖。
02
孙连仲这一走，第26路军就像是没了头的苍蝇，彻底乱了套。
留守负责指挥的是第25师师长李松昆，这人打仗水平稀松平常，搞人际关系更是一塌糊涂，根本镇不住场子。
军心涣散到了极点。
士兵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嘴里骂骂咧咧的，都在抱怨这鬼天气，抱怨这该死的仗，甚至有人开始琢磨着要不要把枪一扔，回家种地去。
大家都觉得，这日子是个头了。
但就在这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异常冷静，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不一样的光芒。
这人叫赵博生，第26路军的参谋长。
在大家眼里，他是孙连仲的心腹，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威风凛凛。
可实际上，这哥们儿早就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黑暗，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赵博生看着这支濒临崩溃的部队，心里清楚：机会来了。
这支部队虽然士气低落，但这可是冯玉祥练出来的兵，也就是传说中的“西北铁军”，底子那是相当好。
装备也不差，手里握着两万多件武器，还有几十门迫击炮和山炮，这在当时可是重火力，宝贝疙瘩。
要是能把这支队伍拉过去，红军的腰杆子立马就能硬起来，这对于革命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但是，这事儿难啊，难于上青天。
部队里情况复杂得很，不光有想要找出路的士兵，还有蒋介石安插进来的特务，那眼睛都尖着呢。
还有那一帮子顽固派的军官，脑子里全是愚忠的思想，稍有不慎，那就是掉脑袋的事，连累全家。
就在赵博生还在筹划的时候，南京方面给这把火上浇了一桶油，直接把大家逼到了绝路上。
蒋介石发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密电。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字越少事越大：“严缉赵博生等赤色分子，就地正法。”
这下子，空气都凝固了。
老蒋这是要动手了，不仅要清洗部队，还要把赵博生他们往死里整。
这封要命的电报，好死不死，正好先落到了赵博生手里，这可能就是天意。
看着电报纸上那冷冰冰的字，赵博生笑了，那是被逼上梁山的冷笑。
他自言自语道：“老蒋啊老蒋，你这是逼着大家造反啊，既然你不给人活路，那就别怪大家不讲情面了。”
既然刀都架在脖子上了，那就只能拼个鱼死网破。
赵博生没有丝毫犹豫，立马找到了另外两个关键人物：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
这两人虽然不是党员，但早就对老蒋那一套“消灭异己、借刀杀人”的做法看不顺眼了，心里早就憋着一团火。
董振堂一听这事，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摔，怒吼道：“反了吧！与其在这窝囊死，不如跟着红军干，至少还能做个明白鬼！”
季振同也点了点头，眼神坚定：“我看行，这鸟气受够了，咱们西北汉子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南方。”
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干一票大的。
时间定在1931年12月14日，那是一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日子。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每一步都算计到了骨子里。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那个代理指挥官李松昆，还有那些顽固不化的反动军官。
03
1931年12月14日晚上，宁都城里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雨还是下个不停，打在瓦片上啪嗒啪嗒响。
赵博生以“宴请”的名义，在宁都的天主教堂摆了一桌“鸿门宴”。
请帖发到了团以上所有军官的手里，理由很冠冕堂皇：总指挥不在，大家这段时间辛苦了，聚聚，联络联络感情，喝口热酒暖暖身子。
大部分军官都乐呵呵地来了。
毕竟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天天吃烂饭，能蹭顿好饭、喝口好酒，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他们一个个整理着军装，满脸笑容地走进了教堂，根本不知道这就是一道鬼门关。
但有一个人没来。
谁？
就是那个代理总指挥，李松昆。
这老狐狸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嗅觉灵敏得很，总觉得今晚这饭局有点不对劲，眼皮子直跳。
他找了个借口，说是身体不舒服，缩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没敢露头。
眼看着时间到了，教堂的大门“哐当”一声关上了，沉重的关门声像是一记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
外面，赵博生安排的士兵已经把枪栓拉得哗哗响，把整个教堂围得水泄不通。
里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赵博生站了起来，端起酒杯，脸上的笑容瞬间收了起来，眼神变得锐利如刀。
他环视了一圈，缓缓说道：“各位，今天请大家来，不为别的，就为咱们这1万7千兄弟找条活路。”
这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连掉根针都能听见。
几个反动军官反应过来了，刚想拍桌子骂人，就被冲进来的士兵给按在了地上，连枪都没来得及拔。
剩下的军官一看这阵势，哪还敢动？一个个吓得脸色煞白，酒都醒了一大半。
赵博生大声说道：“蒋介石不把我们当人看，让我们来送死，我们不能再这么糊涂下去了！红军那边才是咱们穷人的队伍，咱们反了！”
与此同时，宁都城外的军营里，士兵们也早就接到了命令。
这一夜，宁都城里没有枪炮齐鸣的混战，只有撕扯布料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特别解气。
什么声音？
撕帽徽、撕胸章的声音。
那一枚枚象征着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徽章，被士兵们狠狠地撕下来，扔在泥地里，踩得粉碎，像是要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出来。
士兵们欢呼雀跃，他们早就受够了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听说要当红军，那是个个举双手赞成。
这时候，那个没来吃饭的李松昆在干嘛呢？
这哥们儿也是个人才，反应那是相当快。
一听说教堂那边动手了，他知道大势已去，连卫队都没敢带全，直接翻过后院的墙头，跳进了一条臭水沟里。
堂堂一个中将师长，像个小偷一样，在黑漆漆的冬雨里狂奔，连鞋都跑丢了一只。
他带着一个团的残兵败将，连滚带爬地逃向了抚州，那是头都不敢回。
这画面，讽刺不讽刺？
平时作威作福的长官，关键时刻跑得比兔子还快，把手底下的弟兄们全扔了。
04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红旗插满了宁都城头，迎风招展。
1万7千多名全副武装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苏区，那场面，简直是壮观。
这下子，中央苏区的红军力量直接翻了个倍，腰杆子那是彻底硬了。
更重要的是，这帮人带来的装备太豪华了，简直就是给红军送来了一个大礼包。
以前红军打仗，那是“小米加步枪”，手里拿的都是老套筒，子弹都要数着打。
现在好了，直接换上了重机枪和迫击炮，还有大量的弹药和无线电台。
这装备水平，直接上了一个台阶。
毛主席后来都激动地说：“宁都起义是国民党军队中这部分力量的最后决裂。”
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季振同当了总指挥，董振堂当了副总指挥，赵博生当了参谋长。
这支由“杂牌军”改编的红军，后来打起仗来，那是真狠，比谁都猛。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退路了。
在国民党那边，他们是“叛徒”，抓住了就是个死；在红军这边，他们必须用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洗刷身上的旧军阀习气。
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铁流后卫”。
长征路上，红5军团专门负责断后，干的都是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
每当主力部队需要转移，需要有人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时，红5军团总是冲在最前面，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
湘江战役，那是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战。
红5军团第34师，为了掩护主力过江，在数倍于己的敌人围攻下，死战不退。
全师6000多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湘江水。
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敌人想抓活的去邀功。
这汉子，为了不当俘虏，在担架上趁敌人不备，自己把肠子掏出来，生生给扯断了。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这就是那支曾经在宁都烂泥地里等死的部队。
这就叫脱胎换骨，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05
故事说到这，还得说说那几个领头人的结局，这才是历史最残酷、也最让人唏嘘的地方。
赵博生，这个一手策划了起义的英雄，在起义后仅仅过了一年多，就在1933年的黄狮渡战役中牺牲了。
那时候，他正带头冲锋，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倒在了这片他誓死保卫的土地上，年仅36岁。
董振堂，后来率领西路军在甘肃高台血战，那是真正的地狱模式。
面对马步芳那帮凶残的骑兵，红5军团孤军奋战，打到了弹尽粮绝。
最后时刻，董振堂从城墙上跳下来，还要跟敌人拼刺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牺牲后，他的头颅被马家军割下来，挂在高台县城的城楼上示众，惨不忍睹。
那年，他才42岁。
而那个因为牙疼躲过一劫的孙连仲呢？
这老兄虽然丢了部队，成了光杆司令，挨了蒋介石一顿臭骂，但毕竟是老军阀，根基深，人脉广。
老蒋骂归骂，还得用他。
后来抗战爆发，孙连仲也算是知耻后勇，打了几场硬仗，台儿庄战役也出了力，算是为国家做了点贡献。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孙连仲跟着蒋介石跑到了那个小岛上。
在那边，他脱下了军装，开过餐馆，打过网球，日子过得优哉游哉，颐养天年。
直到1990年，孙连仲在台北病逝，活了整整97岁，是真正的高寿。
一个活了快一百岁，儿孙满堂，安享晚年。
一个头颅被挂在城墙上，尸骨无存，血洒疆场。
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这命运的剧本，写得是真他娘的荒诞。
当孙连仲坐在台北的豪宅里，摸着那口早就修好的牙，回忆起1931年的那个冬天时，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那些留在宁都雨夜里的兄弟？
也许会吧，毕竟那是1万7千条人命，不是1万7千颗烂牙，那是他这辈子欠下的最大一笔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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