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选择，一旦踏出第一步，就再也回不了头。历史上总有这样的人，曾站在正义的高峰，却在某个岔路口，被名利或权力裹挟，一步步走向了万人唾弃的深渊。江一平的一生，就是这样一场从巅峰到谷底的坠落，而转折点，仅仅是一场为战犯辩护的庭审。
江一平不是一开始就糊涂的。他1898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余杭，父亲江子诚是当地有名的律师，从小就教他“法律不是光挣钱的工具，更得讲个公道”。年轻时的他，确实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子里。1925年五卅运动，洋人巡捕开枪打死打伤不少学生工人，还抓了一大批人，没人敢跟租界的洋人叫板，江一平站了出来，免费为被捕学生辩护。法庭上他对着一群洋人法官据理力争，硬是让不少学生平安出狱，“正义律师”的名声就此在上海滩传开。后来“七君子事件”，他又担任沙千里的首席辩护律师，为这些爱国人士奔走；汪伪政府请他做司法部长，许他高官厚禄，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连夜带着家人逃离上海，先去香港再辗转到重庆避祸，那时候的他，是蒋介石都要夸赞的“爱国者楷模”。
凭借这些声望，江一平的路越走越顺。他娶了上海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虞澹涵——这位妻子还是“中国女子书画会”主任，曾有过一段婚姻，江一平是她的第二任丈夫。有了岳父的提携，加上自己的才华，江一平很快就成了上海滩的“头牌律师”。复旦校董、东吴大学教授、上海律师公会常委，各种头衔加身，他还拿到了复旦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在政界商界法律界都有深厚的人脉，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可谁也没想到，抗战胜利后，一场突如其来的任命，让他彻底偏离了曾经的轨道。
1945年日本投降，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他1915年第一次来华，后来长期从事谍报工作，1932年指挥“一·二八事变”，1941年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把多田骏提出的“三光政策”推向顶峰——烧光、杀光、抢光，仅1941到1942两年间，日军在华北发动的千人以上扫荡就达174次，冀中一次扫荡就捕杀群众5万余人，累计造成数百万平民死亡、200余万间房屋烧毁。中共早就把他列为头号战犯，全国人民都等着看他被送上绞刑架。可蒋介石有自己的算盘，内战即将爆发，他想利用冈村宁次的军事经验对付共产党，还想拉拢在华的日军势力，于是偷偷把冈村宁次软禁在南京，名义上是看管，实则当成了秘密军事顾问，甚至提前让典狱长安抚冈村宁次“审判只是走个形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三次要求引渡冈村宁次受审，都被蒋介石以“身患肺结核”为由拒绝。可国内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其他战犯陆续被判刑，谷寿夫、田中久一都被判了死刑，再不做个样子，实在说不过去。蒋介石需要一个有分量的律师，把冈村宁次“洗白”，思来想去，就想到了江一平——既有名气又懂法律，还对国民政府忠心。
接到命令时，江一平犹豫过。他知道冈村宁次的罪行，也清楚为这样的战犯辩护意味着什么。可那时候岳父已经去世，他需要新的靠山，加上国民党高层还以家人安全相胁迫，多重诱惑与压力下，江一平还是答应了。父亲江子诚死活不同意，家里吵得天翻地覆，老爷子气得卧床不起，在报纸上公开要跟他断绝关系，骂他“忘了祖宗”。
1948年8月23日，上海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冈村宁次案，法庭内外挤满了人，大家都等着看正义的审判。可检察官却避重就轻，只罗列了冈村宁次1945年的一些轻微罪行，面对法官质问，冈村宁次只反复说“不知道”“那时我不在”，把罪行推得一干二净。轮到江一平辩护时，他抛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理由”：说冈村宁次“约束军纪有功”，还“发放棉布救济百姓”，说所有暴行都是下级军官擅自所为，甚至声称冈村宁次对“战后重建有贡献”。这些颠倒黑白的话，引得法庭内外嘘声一片、怒骂声不断，庭长石美瑜只能仓促宣布休庭，择期再审。
六个月后，1949年1月26日，第二次庭审开庭，这次不再公开广播，旁听席只安排了二十多个内部人员。江一平知道舆论怒火难平，没敢到场，另一位律师杨鹏也缺席了。石美瑜早就接到了盖着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的判决书，上面赫然写着“无罪”，他无奈地召集另外四位法官，叹着气说：“这起案件高层已经表态了，我们只是演员，大家签字吧。”最终石美瑜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由其他三位法官勉强签署，当庭宣布冈村宁次“证据不足，予以释放”。
消息一出，全国不少城市爆发了抗议，人们砸了江一平的家，窗户玻璃碎了一地，墙上涂满了“汉奸”“卖国贼”的标语。他的父亲气得中风，临终前转过头，再也不肯看他一眼，只留下一句“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妻子虞澹涵也兑现了离婚的承诺，收拾行李带着孩子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音讯。
紧接着，复旦大学、东吴大学解除了他的职务，上海律师协会注销了他的会员资格，立法院也罢免了他的立法委员职务。曾经围着他转的达官显贵，一夜之间都不见了踪影。1949年1月30日，汤恩伯不顾代总统李宗仁重新逮捕冈村宁次的命令，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偷偷把冈村宁次送上美国轮船“维克斯”号，和290名日本战犯一起返回日本。而江一平在上海解放前夕，跟着国民党逃到了台湾，本想重新开始，却发现这里同样容不下他。
在台湾，没人愿意请他当律师，“为战犯辩护的汉奸”这个标签，这辈子都撕不掉了。他租住在台北一间破旧的公寓里，靠变卖以前的藏书和字画糊口。邻居们知道他的过去后，都绕着他走，孩子们见了他就喊“汉奸”。1961年，冈村宁次以私人身份访问台湾，特意去探望了江一平，这场“战犯与辩友的团聚”被媒体报道后，又让江一平遭到了一轮舆论唾骂，有人甚至跑到他家门口泼脏水。而冈村宁次回到日本后过得风生水起，晚年编写《华北治安战》时，自己承认“在华北期间我们的军队军纪十分恶劣，杀人放火的事情时有发生”，却始终没受到应有的惩罚，1966年在东京病逝时，日本政府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反观江一平，只能在台北的破屋里，喝着廉价米酒度日。
1971年10月15日，房东发现江一平死在了出租屋里，享年73岁。他蜷缩在床上，身边没有亲人陪伴，只有一些变卖剩下的旧物。最后，只有一个多年前的旧友帮他料理了后事，没有葬礼，没有悼词，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家族在上海预留的墓地里，碑上只敢写“江氏之墓”。
有人说江一平是身不由己，是被蒋介石胁迫；也有人说，再难的选择，也不该背弃自己的民族和同胞。他曾经用法律捍卫正义，后来却用法律为战犯洗白，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你觉得，江一平的结局，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他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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