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寒风掠过太原南关，城头的守军还在抱着“固守山西”的幻想。阎锡山望着烽火，心里其实清楚，三十八年的根基已摇摇欲坠。对于这位“山西王”来说，手里那一摞摞金条，比城墙更能带来安全感。
阎锡山的谨慎源自多年的军阀斗争。北洋时期，他和晋绥系将领互相掣肘；抗战时期，他口头服从重庆，暗地里保留地盘；到解放战争后期，他干脆以“调停人”自居。种种盘算终于走到尽头：1949年春，平津硝烟未散，南京风声鹤唳，李宗仁急需一张“熟脸”来撑门面，于是把橄榄枝递给了阎锡山。
接到电报的那天，阎锡山没有立刻答应，而是先飞台北去见蒋介石。他知道，离开蒋的支持，这顶行政院长的帽子只是空壳。6月初，日月潭边，两人短暂交谈。“老阎，撑几个月就好。”蒋介石低声提醒。阎锡山点头，却没说句多余的话。
6月13日，广州就职仪式，阎锡山话说得铿锵，行动却有些拖沓。对内，他想用“币制改革”稳物价；对外，他下令收拢西北军权。算盘拨得飞快，结果不到四十天，西安、兰州相继解放，军令等同废纸。财政方面更尴尬，中央库银空空如也，他只得把目光转向山西旧部，意图再搜刮一轮，却发现太原已被解放军合围。
8月8日，政府仓皇迁往重庆，气氛如临大敌。阎锡山对幕僚说：“我们总得留一条后路。”所谓后路，便是那架随时待命的C-47运输机，还有机舱里密密匝匝的木箱。箱面刷着暗红漆，贴着英文“TOOLS”字样，里面却装满金条和银元。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礼炮震动全国。阎锡山在重庆听电台播报，面色木然。他表态要“奋力反攻”，但明白只是口号。11月初，李宗仁借病离境，所有公文交到阎锡山手里，摞成了高高一堆烂账。此刻，他终于决定离开大陆。
12月8日凌晨，成都上空乌云翻滚。飞行员提醒飞机超载，“必须减重才能冲寒流。”副院长朱家骅转述给阎锡山，得到的回答是：“金条不能少。”短短一句话，决定了几名侍卫的命运，他们被留在跑道旁，枪声远去，雪粒敲打铁皮机身。
当晚六时，台北松山机场灯火昏暗，阎锡山踏上陌生的水泥地。第二天，他宣布“国民政府”继续运作，信誓旦旦地说要痛改前非、重整军纪。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他的演说，可蒋介石的沉默说明一切：真正的权力早已旁落。
元旦刚过，蒋介石恢复“总统”职务，行政院“调整”名单贴在布告栏里，阎锡山的名字被标了红线。有人揶揄：“老阎变成顾问啦。”阎锡山没有反驳，只递交辞呈。蒋介石表面挽留，背后已派情报人员跟踪其行动。
阎锡山想出国避居，未获批准，无奈在台北北郊草山边选了块荒坡，自嘲“回归窑洞生活”。1951年春，他亲手找来泥瓦匠，在山腰挖洞三间，外加木屋两栋，取名“菁山农场”。没水没电，进城需翻两座山岭，处处透露着避世的味道。
起初，还有旧部提菜带酒来访，时间久了，访客愈发稀少。阎锡山早起修剪玫瑰，午后整理笔记，夜里用煤油灯写《中国宪政试验》初稿，自称“与世脱节亦无妨”。偶尔有老兵前来，他会掏出几块银元塞进对方手里，算作昔日情分。
蒋介石三次来到菁山。第一次是1953年，中秋将至；第二次是1955年，整风会议前夕；第三次则是1959年，介寿馆建成不久。三次会面都极短，更多像礼节性的探望。陈诚偶尔随行，笑说“老阎清心寡欲”，阎锡山只是拱手不语。
1960年5月20日，阎锡山突感胸闷，军医赶到时，他躺在藤椅上，低声说：“山西事，我对不起那片土地。”三天后溘然长逝，终年七十八岁。灵柩运往台北第二殡仪馆，何应钦执绋，蒋介石送来挽联四字：“励志惕勉”。表面风光，但送葬行列寥寥，昔日晋系幕僚更是零星到场，场面冷清。
几十箱金条的光泽，终究没换来他渴望的复辟，也无法填补政治失势带来的落寞。阎锡山的一生，从太原府衙到菁山窑洞，跨度不算短，却始终脱不开一个字：算。棋局落子无悔，最后却只留下孤影与稿纸。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