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深夜,台北的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街头死一样寂静。

突然,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撕裂了夜空。

一群荷枪实弹的特务撞开了一处寓所的大门,黑洞洞的枪口瞬间指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脑门。

面对这种要把人吓尿的阵仗,女人既没哭也没闹,甚至连脸色都没变一下,只是淡淡地对特务提了个听起来特别矫情的要求:“让我去后窗拿件旗袍,体面点走。”

特务们也是人,看这女的一副柔弱书生的样子,心想也翻不出什么浪花,就松了口。

女人走到后窗,压根没去翻衣柜,而是伸手把挂在窗外竹竿上的一件旧旗袍给摘了下来。

竹竿空了。

这根空荡荡的竹竿,是她在生命最后时刻,发出的最高级别绝密警报——“家中有人被捕,速撤,勿入!”

这女人叫萧明华。

她可不是普通的教书匠,她是我党隐蔽战线插在台湾心脏上最深的一颗钉子。

而她身后,是一场关乎海南岛、舟山群岛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绝密博弈。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段被压在绝密档案箱底、让人手心冒汗的“心理学暗战”。

真正的顶级特工,往往长着一张最不起眼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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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得往回倒两年。

那时候,国民党刚败退到台湾,把大陆那一套特务机构全须全尾地搬了过去。

那阵子台湾是个什么情况呢?

不到一千万人口,特务居然超过五万。

这数据什么概念?

平均两百个人里,就藏着一双鬼鬼祟祟的眼睛。

在这种“高压锅”里搞情报,跟在刀尖上跳恰恰舞没啥区别,稍微踩错一步就是个死。

当时的情报网,最出名的有三条线。

一条是大家熟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一条是蔡孝乾的台工委,还有一条,就是最神秘、直接受李克农单线领导的“于非小组”。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隐蔽战线之父李克农的一步“闲棋冷子”,让人不得不服气他的战略眼光。

不同于吴石走的军方高层路线,也不同于台工委搞的群众路线,李克农派出的朱芳春(化名于非)和萧明华,走的是一条谁也没想到的野路子——“心理学渗透”。

于非在北平那会儿就是有名的心理学教授,到了台湾,他没急着去偷鸡摸狗搞情报,而是大张旗鼓地开起了“实用心理学讲座”。

这招真的太绝了。

你想啊,当时的国民党军官,刚吃了败仗逃到岛上,前途一片黑,工资发不出来,老婆孩子还没着落,那心态早就崩了,个个都emo得不行。

于非的讲座,简直就是给他们送来了精神安眠药。

这帮人把于教授当成了知心大哥,不知不觉就卸下了防备,把很多核心军事情报当成“心理困惑”给倒了出来。

这就好比现在的心理咨询,病人躺在沙发上啥都敢说。

真正让于非小组在后来那场腥风血雨的“大搜捕”中活下来,甚至还能反咬一口的,是李克农定下的死规矩——“横向隔绝”。

1950年初,形势那是急转直下。

台工委的一把手蔡孝乾被捕,这人骨头软,没怎么审就叛变了,一口气供出了400多名地下党员,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

紧接着,级别最高的吴石将军也因为交通员朱枫和蔡孝乾产生了不该有的横向联系,不幸暴露。

一时间,整个台湾岛都被白色恐怖笼罩了。

吴石倒下了,蔡孝乾叛变了,通往大陆的情报管道基本全断了。

这时候,唯一还没被挖出来的,只剩下一直独立运作、连蔡孝乾都不知道深浅的于非小组。

但危险已经逼到了家门口。

萧明华被捕,就是最要命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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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萧明华在狱中受尽了电刑和老虎凳的折磨,那罪遭的,是个铁人都扛不住,可她始终咬死自己就是个普通教师。

她甚至买通了一个稍微有点良心的狱卒,送出一个看似普通的鱼肝油药瓶给外面的于非。

那个瓶子里,不多不少,只剩下七颗胶囊。

在他们的密语里,“七”通“去”。

这是她在地狱里发出的最后吼声:快走!

快离开台湾!

说实话,如果是普通人,接到这种带着血腥味的死讯警报,第一反应肯定是保命要紧,赶紧跑路。

但于非不是普通人,他是李克农选中的“死士”。

这会儿,解放军正在筹备进攻海南岛和舟山群岛,急需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这个情报要是拿不到,前线就会有无数战士往枪口上撞。

于非看着萧明华用命换来的撤退机会,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不走!

再赌一把大的!

他要激活小组里最后一张底牌——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三厅的中校参谋苏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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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艺林这个人藏得那是真深。

平日里,他表现得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各种集会上痛斥“赤祸”,甚至主动申请去抓地下党。

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最“忠诚”的参谋,心是红的。

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安全,但最危险的人一定最会伪装。

1950年3月的一个深夜,机会终于来了。

苏艺林长期观察发现,存放绝密档案的保险柜虽然是“双人双锁”,需要两名值班参谋都在场才能开,但那天巧了,另一名参谋家里出了急事,把钥匙临时托付给了他。

凌晨两点,正是特务巡逻的空档。

于非带着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微型相机,溜进了国防部三厅的档案室。

为了不发出快门声惊醒门外打瞌睡的警卫,这两个疯子在相机齿轮上抹了厚厚一层润滑油。

在这令人窒息的两个小时里,苏艺林在门口望风,手心全是冷汗;于非在微弱的手电光下,用一种叫“单页拍摄法”的技巧,一张张翻拍。

《台湾兵要地志图》、《海南岛防卫方案》、《舟山群岛防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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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注着暗堡位置、潮汐数据、火力死角的绝密情报,就这样被定格在了200多张胶卷上。

情报到手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逃亡才刚开始。

这是一场跟死神的百米冲刺。

于非利用李克农预设的独立交通线,伪装成跑单帮的商人,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商船。

但他心里清楚,特务的搜查那是无孔不入。

他把胶卷用防水油布层层包裹,藏在行李箱的最夹层,外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布料和日用品。

船上,特务的手电筒光束一次次扫过那些行李。

每当特务靠近,于非就故意大声和旁人争吵算账,一副锱铢必较的市井商人嘴脸,硬是用这种贪财相转移了特务的注意力。

终于,船笛长鸣,驶出基隆港。

当这份沾着鲜血的情报送到北京时,解放军的前线指挥部沸腾了。

后果是立竿见影的。

依靠《海南岛防卫方案》,解放军避开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正面防线,出其不意地从琼西北登陆,仅仅用了58天就解放了海南岛,比预计时间提前了整整21天。

而在舟山方向,看着那张被标注得一清二楚的防卫图,解放军实施了精准的“拔点战术”,把国民党守军逼得不得不全线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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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军功章里,有一半染着隐蔽战线的血。

胜利的背后是巨大的悲痛。

当于非带着胜利的消息回到北京时,那个在窗边挂旗袍的姑娘,已径永远回不来了。

1950年11月8日,台北马场町刑场。

28岁的萧明华在行刑前,拒绝下跪。

她昂着头,留下了那句震慑敌胆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随后,枪声响起,香消玉殒。

还有那个在档案室里为于非望风的苏艺林,被捕后面对特务用家人性命的威胁,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你们出卖的是国家,我不是!”

1950年6月29日,他也倒在了同一个刑场,年仅36岁。

后来的岁月里,于非成了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他这一生都没有走出那段记忆。

他的学生回忆说,每当于教授讲到萧明华烈士的时候,那个在讲台上永远沉稳的老人,眼里总是噙着泪水,声音颤抖却异常坚定。

1982年,萧明华的骨灰终于被迎回北京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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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已经白发苍苍的于非,在战友的墓碑背面,颤抖着写下了三个字——“归来兮”。

这三个字,是对战友的呼唤,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致敬,更是对无数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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