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外有座栖霞山，山中有座千年古刹栖霞寺，寺中曾经有位爱国济民的僧人寂然法师。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腥风血雨笼罩金陵城，日军的暴行让无数平民陷入了绝境，人们纷纷离城逃避。城郊60余里的栖霞山因地处偏远避静，成为难民逃难的首选之地。城破当天，就有数百名衣衫褴褛的平民和手无寸铁溃散的伤兵湧上山来，哀求栖霞古寺开门施救。本该是远离凡尘修行诵经的佛门净地，却因当家和尚寂然法师的一份慈悲与担当，成为数万难民的避风港寂。寂然法师以袈裟为甲、以慈悲为刃，在日军的刺刀之下坚守四月有余，收容难民2.4万余人，用生命践行了“救道必先救国”的誓言，在黑暗岁月里写下了一段震撼人心的人道传奇。
面对难民绝望的眼神，寂然法师没有丝毫犹豫，不顾部分僧众“恐引日军报复、祸及寺院”的顾虑，当即决定敞开山门，戍立难民收客所，接纳所有求助之人。
12月中旬，寺内难民数量便突破万人，殿堂、厢房、廊檐甚至寺外临时搭建的棚屋，都挤满了避难的百姓。栖霞寺僧人用最朴素的方式，为流离失所的同胞撑起了一片天。寂然法师曾在僧众面前直言：“佛曰普度众生，如今国难当前，救同胞于水火，便是最大的修行；救道必先救国，无国何来佛门清净，何来众生安宁。”这份家国大义与佛门慈悲，成为他后续对抗日军、坚守救助的核心信念。
难民所的存在，终究引来了日军的注意，寂然法师便开启了与日军的一次次生死周旋，每一次对峙，都是以肉身直面刀锋，以风骨坚守底线。
日军手持刺刀肆意翻找，不仅抢夺寺内存粮，还对难民拳打脚踢，寂然法师挺身而出，挡在难民身前，手持佛珠直面日军利刃，厉声告知“此处乃佛门净地，收容者皆是老弱妇孺、普通平民，无兵无械，若要动粗，必先杀我”。用坚定的态度逼退了日军，救下了近百名险些遇害的难民。为了护住藏在难民中的200余名中国伤兵，寂然法师更是定下“藏伤、治伤、转伤”的周密计策，将伤兵安置在后山最隐蔽的禅房，安排懂医术的僧人联合逃难医护人员为其疗伤；待伤兵伤势好转后，再趁夜色安排可靠僧众引路，从后山小路转移至江北安全区域。而面对日军的利诱威逼，寂然法师当场严词拒绝：“我乃中国僧人，只救苦救难，不做助纣为虐之事，宁死不做亡国之奴。”这番拒绝换来的是日军的疯狂报复，存粮被抢、棚屋被烧，但他始终未曾妥协，始终坚守在难民身前。
寂然法师深知，想要护住难民，既要直面周旋，更要留存罪证、向外求援，让日军的暴行暴露在阳光下。1938年1月初，在日军多次施暴之后，寂然法师开始提笔撰写文书，以笔为刃，记录真相，寻求援助。他先后写下三份关键文书，字字泣血，句句含冤。一是致日军驻南京司令部的《抗议书》，清晰罗列日军在栖霞寺及周边奸淫掳掠、杀害平民、抢夺物资的17条罪状，义正词严要求日军停止暴行；二是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求助信》，详细说明难民所粮食短缺、药品匮乏的困境，请求国际组织协助筹粮、保护难民安全；三是致民间乡绅与爱国人士的《募捐信》，呼吁同胞伸出援手，共渡难关。彼时南京城被日军严密封锁，送出文书堪比送死，寂然法师安排可靠僧众乔装成平民，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将文书送出，其中部分文书被上海的外籍人士翻译后，刊登在国外报刊上，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得以对外曝光。
国际舆论的谴责让日军恼羞成怒，随即加大了对栖霞寺的施压，打砸寺院、抢夺粮食的行径愈发猖獗，甚至强行掳走数十名青壮年难民。寂然法师不惧威胁，亲自前往日军驻地交涉，成功保住部分人的性命，同时将日军的每一次暴行都详细记录，这些文字最终都成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佐证，为日后的正义审判留下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1938年4月，栖霞寺的粮食与物资濒临耗尽，在寂然法师的妥善安排下，栖霞寺难民所逐步遣散难民，让大家分批返乡，这场历时4个多月的救助行动就此落幕，2.4万余名难民在此得以幸存，躲过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而这场持续数月的操劳与忧愤，早已耗尽了寂然法师的心力。1938年秋，寂然法师在忧愤与病痛中圆寂，年仅38岁。临终之前，他仍叮嘱身边僧众：“勿忘国难，善待同胞，守好栖霞寺，守好中国人的气节。”
寂然法师的一生短暂却厚重，他以佛门弟子的慈悲之心，扛起了国难之下的人道担当，用袈裟撑起了数万同胞的避难所，用风骨守住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以柔弱之躯抵御了残暴的刀锋；他是佛门僧人，却以家国大义诠释了爱国情怀。栖霞寺的香火千年不绝，寂然法师的救亡之举与慈悲风骨，更值得永远铭记，成为刻在金陵大地上，永不磨灭的正义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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