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就在那一连串让整个台湾政坛都炸锅的“兵变”指控声中,没人能想到,这位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号称“东方隆美尔”的抗日名将,生活里竟发生了比政治斗争更荒诞的一幕。
当蒋介石的特务把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黄正带走审查时,孙立人的夫人张晶英却感到了一阵透骨的寒意。
这不仅仅是因为丈夫马上要面临长达33年的软禁,更因为她精心策划的一场“借腹生子”计划,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彻底腰斩。
在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即将失去自由的前夜,这个原本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现代家庭,为了延续香火,不得不退回到最传统的生存逻辑里。
这就得好好说道说道孙立人这个人了。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国民党将领大多是那个年代旧军阀习气的延续,但这孙立人绝对是个异类,是个没法被标准定义的“怪才”。
咱们翻翻老黄历,他爹是清末举人、民国高关,家里做着五省烟酒专卖的生意,那是真正的钟鸣鼎食之家。
按理说,这样的公子哥儿要么成了纨绔子弟,要么就是混个文官当当。
可孙立人偏不,他先是在1921年作为中国国家篮球队的主力,在远东运动会上把日本人按在地上摩擦,拿回了中国篮球史上第一个世界级赛事的冠军;后来又非要去读军校,把体育精神那一套硬生生搬进了军营。
他在税警总团练兵时搞的那套“孙氏操典”,让士兵天天练单杠、打篮球。
当时多少同僚笑话他是在带“体育队”,结果到了缅甸战场,正是这群身体素质极佳的士兵,打出了震惊世界的战绩。
但就是这样一个接受了全套美式教育、骨子里透着傲气的现代将军,在感情生活上却极其拧巴,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悲剧色彩。
他这辈子有过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恰恰代表了他生命中无法调和的三种底色:愧疚、爱情与责任。
很多人都知道孙立人后来有两个老婆陪在身边,但很少有人提起他的原配龚夕涛。
那是一段典型的“父母之命”,20岁的孙立人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为了孝道还是低了头。
龚夕涛是个传统的大家闺秀,温良恭俭让样样占全,除了不懂浪漫,几乎挑不出毛病。
孙立人为了逃避这段婚姻,常年在外求学打仗,留这发妻再家伺候公婆一辈子。
直到晚年,孙立人回首往事,才觉得自己对这个原配亏欠太多,那种“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愧疚,成了他心底的一根刺。
如果说龚夕涛是旧时代的枷锁,那第二任妻子张晶英就是孙立人理想中的“灵魂伴侣”。
张晶英漂亮、洋气、接受过新式教育,两人1930年结婚后,那是真正的琴瑟和鸣。
在孙立人最风光的抗战岁月,张晶英是他最得力的后盾;在孙立人得罪蒋介石、被解除兵权的至暗时刻,也是张晶英挡在他身前。
可老天爷就爱开玩笑,给了这一对神仙眷侣完美的爱情,却剥夺了他们做父母的权利——张晶英不能生育。
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孙立人这种有着庞大宗族观念的背景下,“无后”不仅仅是个家庭问题,更像是一种家族罪过。
随着孙立人被软禁,这种焦虑被无限放大:兵权没了,名誉没了,自由没了,如果连血脉都断了,那孙立人这辈子就真的一场空了。
这时候,张晶英做出了一个让所有现代女性都瞠目结舌的决定:她要给丈夫纳妾。
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荒诞而心酸的转折。
张晶英最初物色的人选,正是那位被捕的英文秘书黄正。
这本该是个“才子佳人”的补充方案,结果因为那场著名的“孙立人案”,黄正被卷入政治漩涡,锒铛入狱。
张晶英看着日渐消沉、身体每况愈下的丈夫,心里那个急啊,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了一直照顾孙立人的家庭护士——张美英身上。
张美英是台湾乡下的姑娘,朴实、勤快,和风华绝代的张晶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起初孙立人是拒绝的,他一个留美将军,搞这种旧社会的一夫多妻,心里那道坎过不去。
但在张晶英近乎执拗的劝说下,在“不仅是为了你,更是为了给孙家留个根”的沉重理由下,孙立人妥协了。
这与其说是一场艳福,不如说是一场在那座被高墙围困的宅院里,三个苦命人抱团取暖的生存契约。
后来的日子,正如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所展示的那样:孙立人站在中间,两位张夫人分列左右。
外人看着是“齐人之福”,实际上是一出精心编排的家庭伦理剧。
张美英肚子争气,一口气生了两儿两女。
为了维护家庭秩序,也或许是为了弥补张晶英的遗憾,这四个孩子从小被要求管张晶英叫“妈妈”,而管生母张美英叫“姨”。
为了给这个特殊的重组家庭腾出空间,张晶英甚至主动退居幕后,常年吃斋念佛,把丈夫的时间和精力让给了张美英和孩子们。
这哪里是什么风流韵事,分明是时代巨轮碾压下的一地鸡毛。
张晶英用自己的隐忍和退让,保全了孙立人最后的尊严和希望;张美英用自己的青春和生育,填补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族最缺失的一环;而孙立人,这个曾经在战场上杀伐决断的战神,在漫长的33年软禁生涯里,只能在这两个女人的支撑下,在一个不到几百平米的院子里,看着孩子们长大,以此来消磨那些本该属于战场的英雄气概。
历史的尘埃落定后,那些所谓的功过是非都成了纸上的铅字,唯有这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那座孤岛上的日日夜夜,才是那个动荡年代里最真实、也最无奈的人性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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