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司马光小时候砸了一个缸,救了一个孩童,为我等所知。他长大后一直是北宋的名臣,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编撰了编年体史书巨著《资治通鉴》,二就是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和王安石的新党变法派斗了个你死我活。甚至在宋神宗死后立马全盘推翻王安石新政,连王安石主政时期发动对西夏战争夺取的土地都要提建议,要“归还”西夏,打算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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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司马光,算是一个奸臣吗?

按我们今天对奸臣的理解来,司马光也是够不上奸臣的。假如要给奸臣一个标准的话,以秦桧为标准有点苛刻了,毕竟这位简直是奸臣中的奸臣,但以蔡京为标准大约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曾经有人吐槽过如果司马光处在南宋初年的话,指不定就跟秦桧一样热衷于割地了,然而这终究是调侃,真过去也只是赵鼎之流而已。至于在为人处世上,也没有同蔡京那般首鼠两端,一味迎奉,毫无操守。所以说,司马光从主观上,一没有勾结外敌,二没有易帜变节,三没有贪污享乐,他也不过是阻碍了历史的进程,怎么就成奸臣了?

其实司马光幼时的砸缸,是司马家的自我炒作。宋史记载:司马光七岁就能闻讲《左氏春秋》,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左氏春秋》乃是赫赫有名的权谋之书,里面的权谋内容数不胜数,七岁的司马光如此对权谋感兴趣,难免不会生造出砸缸的“智取”的故事来。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据说当时北宋的人都把这事画成画作流传,谁导演的?可能一目了然了。另外,司马光总是吹嘘自己是西晋皇族后代,但是连家谱都拿不出来,当年就无法证明自己,也是可疑。

翻遍《宋史》,平定荆湖的章惇进了奸臣传,领着西军打赢了西夏的吕惠卿进了奸臣传,顶着司马光试图保住变法成果的曾布、蔡确进了奸臣传,除了王安石的新党大佬通通进了奸臣传。换别的朝代,这种奸臣秉政的时期,应该都是民不聊生、丧师失地,可这帮“奸臣”秉政偏偏对西夏转入战略反攻,政府财政充足。历史就是这么荒诞。打算把熙河开边辛辛苦苦打下来的领土送给西夏的司马光,说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文彦博没进奸臣传!文彦博,是司马光旧党的重要成员,支持司马光退回神宗熙丰时所占城、寨、州、军的主张,是个大绥靖派。同时,文彦博又是青天包大人的挚友兼儿女亲家,他要进了奸臣传你让后世演义怎么写?

宋初历史上也有很多评价极差的人,比如王钦若、丁谓,都没进奸臣传。新党的蔡京主政时期,搞了海上之盟造成国家覆灭,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好大喜功,贪图不世之功,主动结连女真开衅契丹,造成的兵祸。整个新党那些为了富国强兵而采取的各种进取政策,让本来安安静静过日子的国家打了鸡血,国家覆灭之后,南宋自然要进行官方认定。所以新党成员里,除了几个道德无亏的,剩下的全员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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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在庆历新政失败,反攻倒算时,是非常无情无义的。像蔡确、曾布,都赶到广西、海南这种超偏远的地方,这些地方宋代时根本没有开垦出来。当初王安石上台时,对旧党的人员仅仅是排斥到洛阳等地罢了。可见,司马光比王安石更加心狠手辣,非要把人整死不可。

司马光从学识、个人品行与动机来看可以说是世人楷模,但作为政治家缺乏政治才能从根本上说称得上是“无德”的。从这一点来看一个“误国”是跑不了的。

司马光极端保守,反对一切改革,庆历改革他也不支持。他自己提出的改革主张也不支持。极端和平,西夏契丹谁骂我我忍,谁打我我还忍,谁骂他们不能忍要骂谁,谁打他们更不能忍必须打谁。极端顽固,必须是孔孟思想不能变,千百年陈规陋习不能变,谁变就是妖孽,谁有新思想谁就大逆不道。

司马光分不清主次矛盾,搞不清北宋国防太差,外战拉胯,(历史已经证明了北宋亡于金朝),不是他那整天惦记的祖宗之法可不可变。那么此时他最该干的事是什么呢,肯定是解决主要矛盾啊,帮北宋续命啊。但问题是他解决了吗,没有,他选择躺平摆烂,普通人摆烂没关系,但是他是大宋宰相,在那个位置选择不变法,坐视大宋继续衰落,就是在犯罪。无论再怎么念经,事实就是从他当上宰相开始算,四十二年后靖康之耻就发生了,这艘大船马上就要沉。晚清洋务派真得想搞洋务吗?那是被太平天国逼得不行了,只能玩一下新政,好歹也帮大清多活了五十年。而司马光,连这表面的装样子都不肯,最后神州陆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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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奸臣通常指的是那些背离君主、祸国殃民、贪污腐败、结党营私、陷害忠良等行为者。以此标准来衡量,司马光的一生似乎并不符合奸臣的特征。但以他的能力来说,才而不德,主动为恶,只能是奸臣。卖地求和,固步自封,加剧党争,自私自利。所有的治国选项全部都选错的人,这还不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