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2日深夜，南京城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作为安全区主席的德国人拉贝，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现在看来简直让人汗毛倒竖的话：“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写完这句，他还挺乐观，睡前还惦记着家里的员工和那点储备粮够不够吃。
然而，历史在这个节点，给几十万南京人开了一个最恶毒的玩笑。
拉贝以为自己熬过了大风大浪，殊不知，他眼里的“最困难时刻”，不过是地狱大门打开前的一声吱呀响。
接下来的六周，他将亲眼看到人类文明是怎么被踩在脚底下的。
这就像是有人在泰坦尼克号撞冰山前一秒说：“今晚夜色真美。”
时间往前推几天，南京城里那种“要完蛋”的气氛已经压不住了。
跟底层老百姓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不一样，上面的崩塌是悄无声息的，而且快得惊人。
12月7号一大早，蒋介石的专机一飞走，整个南京的主心骨就被抽掉了。
那时候当官的跑得有多快？
蒋公穀在日记里记得特别传神：白崇禧这些大员一走，原本热闹得不行的官邸瞬间就空了。
剩下来还没跑的人，那种巨大的寂寞感逼得他们甚至不敢住大房子，全挤到了福昌饭店。
为啥？
大概觉得只有那里的人气儿和钢筋水泥，能给他们那种虚幻的安全感续一秒命吧。
连美国大使馆都发报吐槽：原本负责交涉的外交部职员突然就“人间蒸发”了，日军还没进城，整个城市的管理系统自己先崩盘了。
在这种没人管的真空里，南京市民那就是在玩命。
当时的逃生路线简直魔幻：有门路的拼命往城外润，没门路的则疯狂往城里的国际安全区涌。
孙锦云一家就是当时无数中产家庭的缩影。
为了逃命，他们连去哪都不敢直说，只能花大价钱雇挑夫绕道江宁镇。
一路上，以前繁华的镇子全成了死城，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饭店老板甚至把被遗弃的婴儿抱给过路人看。
那理由听着都让人破防：“带小孩飞机轰炸时不让进防空洞”。
这就是乱世的逻辑，人命有时候还不如一张防空洞的入场券值的钱多。
而对于更多跑不掉的穷苦百姓来说，拉贝他们搞的那个“安全区”，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原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做学问的地方，交通部大楼是办公的，这会儿瞬间挤满了难民，连过道里躺的都是伤兵，挤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最让人想骂娘的，是12月12号那场原本不至于搞成那样的“大撤退”。
当唐生智发现守不住的时候，他竟然异想天开，想通过安全区的外国人向日军求和，甚至让施佩林举着白旗去送信。
这不就是与虎谋皮吗？
日本人理都不理。
结果求和失败，撤退命令一下，整个指挥系统彻底瘫痪了。
唐生智本来命令各部队往浙皖边区突围，结果呢？
命令传不下去，或者根本没人听，大部分部队全涌向了下关江边。
费吴生的日记里记录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混乱：车辆在城门口互相碾压，当兵的为了出城，把绑腿布拆下来系在一起，把自己从十几米高的城墙上吊下去，结果绳断人亡的不知道有多少。
而在江面上，更惨。
严重超载的民船一艘接一艘翻沉，无数想要游过长江的士兵，最后都消失在冰冷的江水里。
讽刺的是，因为日军包围圈在浦口方向迟到了24小时，这看似绝望的江面竟然成了最后的一线生机。
但这生机，是用无数溺亡者的尸体铺出来的路。
当国军撤了，当官的跑了，南京城的命运竟然交到了二十几个留守的外国人手里。
这画面太离谱了：一边是手握屠刀、想杀谁就杀谁的日军，一边是手无寸铁、就靠几面旗帜和所谓“国际声誉”撑着的安全区委员会，中间夹着几十万待宰的羔羊。
拉贝、魏特琳、史迈士这些人，试图用西方的逻辑去约束这支野蛮的军队。
12月13号，当日军先头部队进安全区的时候，魏特琳甚至还在为几只鸡鸭跟日本兵据理力争。
那时候她还天真地以为，只要讲道理、亮出国际身份，这帮禽兽就能变回人。
可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12月15号，拉贝终于见到了日军的高级指挥官。
在这次会面里，日本人嘴上说得好听，什么不侵犯安全区、允许难民居住，甚至还假模假式地出了个“备忘录”。
但这其实就是强者对弱者的敷衍，或者说是猫玩耗子的把戏。
拉贝后来在日记里感叹：“同占领军搞好关系，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不难，但对委员会主席来说，太难了。”
为啥？
因为他发现，日军指挥官的承诺在底下当兵的那里就是废纸一张。
承诺还在嘴边热乎着，屠刀已经在大街小巷砍下去了。
现在回头看1937年那个寒冷的冬天，这不光是打仗输了的问题，是一个城市的社会生态彻底死绝了。
当政治权威跑路，当军事保护消失，所谓的“文明”在刺刀面前脆得跟纸一样。
留守的外国人想用“人道主义”搞最后一道防线，但在绝对的暴力面前，这道防线虽然确实救了很多人，但根本拦不住那场浩劫。
我刚去查了一下资料，拉贝那天写日记的时候，手都在抖。
拉贝那句“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终究成了南京历史上最让人心碎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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