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由中国美术学院与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道可道——《道象》新书首发暨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举行,汇聚了来自全国艺术界、学术界与出版界的数十位知名学者、艺术家,共同围绕《道象》一书,展开了一场深入而开放的学术对话。
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金一斌,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叶军,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艺术家王冬龄出席新书首发式并讲话。许江,金一斌,王冬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浙江大学教授孙周兴,复旦大学教授李剑鸣,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总编辑鲍静静为新书揭幕。
首发式后举行了《道象》出版座谈会。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沈浩、韩绪出席并发言。座谈会分上、下两场,分别由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诗书画》原主编寒碧、浙江大学教授孙周兴主持。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以及艺术界、出版界代表围绕《道象》引发的书法本体论、跨文化比较、艺术与哲学对话、传统媒介当代转化等议题展开了多维度讨论。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道象》系统梳理了王冬龄教授独特的艺术语言与理论思考,并通过“论书”与“书论”的双重编纂结构,构建出开放而立体的话语场域,为书法在当代艺术体系中的定位提供了重要参照。新书首发式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总编辑鲍静静主持。
新书揭幕
从左往右依次为:金一斌、孙周兴、朱青生、王冬龄、许江、范景中、李剑鸣、鲍静静
《道象》主编,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教授
许江指出,中国书艺浩荡无涯,其精髓深植于东汉蔡邕所言——“书者,散也”。“散”是让凝结的怀抱得以松动与舒张,任情恣性,而后方能成就真正的书写。王冬龄先生正是这一“散怀抱”精神的当代化身,是“纵横有可象者”这一古老圭臬在今日的卓越体现。今日发布的《道象》丛书,恰是以书籍为媒介,引领我们重返艺术的生成现场,叩问文化的本真内核。这套书分为两册,构成一组深邃的对话:第一册《王冬龄论书法艺术》汇集了王冬龄六十余载的思考与实践。书中贯穿的核心哲思是:书法的现代转换其根基在于“人学”。它既要回应当代人的内在需求,亦须涵容时代的思想纷繁;书法承教于传统,但真正的创造者必须“不累于传统”,方能如万物生生不息,开创新局。第二册《论王冬龄书法艺术》,则汇聚了学界对其艺术的多维解读。这些论述主要聚焦于三重维度:其一,探讨书法在当代文化与生活中应占据的位置——它不应仅是诗词的载体或伦理的象征,而应成为舒展当代人性灵、引领精神至高的路径;其二,深入剖析其草书与生命律动同构的“可象”之美,笔毫的抑扬顿挫间,蕴藏着对天地万物的诗意领悟与激情赠答;其三,对极具创造性与争议性的“乱书”进行哲学辩说,诠释背后的人文精神,彰显了中国当代艺术思考的活力与深度。
许江认为,这一书两册,恰似一镜一窗:“论书”是镜,映照书家心中的艺道与识见;“论冬龄书”是窗,呈现众人眼中的艺象与道说。这种“说道”与“道说”的互文结构,本身即构成了一种梳理与认识杰出艺者的范式,对当代艺术家的自我塑造颇具启示。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金一斌教授
金一斌代表学校向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向为《道象》付出心血的编者及王冬龄教授表示祝贺。他指出,《道象》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和学术坐标,是一个多声部的、跨文化的学术回响。王冬龄教授作为书法家,其艺术地位是卓然的。他不仅仅是“写”字,更以身体、空间、现场为媒介,进行一场场“书写的行动”,创立了当代艺术创作的新模式。作为书法教育家,他长期耕耘在教学一线,深度参与书法传统现代化的进程,致力于打通古今、融汇中西的书学建构。
金一斌指出,王冬龄教授的艺术脉络直面书法艺术的现代语境,探索书法的“当代性”“视觉性”“行动性”,在深入传统与大胆实验的张力中寻找新的生机,通过书法的身体语言和视觉能量,与当代世界艺术对话,在碰撞中激活自身,其“守正创新”的坚韧品格与文化担当契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守正,在于他从未离开传统的根脉。对草书经典的钻研,对书法史论的深耕,是其所有创新的底气所在。创新,在于他永不满足的探索精神,从巨幅大字到“乱书”,从案头书写到全球性的“行为书法”,他不断突破材料、尺度、空间和观念的边界。担当,在于他主动承载的文化使命,将中国书法置于与世界当代艺术对话的场域中,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让书法的精神性能量参与全球当代文化的建构。境界,在于他面对争议的从容与包容,他将各种批评乃至非议辑录成书,这种“照单全收”的态度,展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豁达胸襟和对公共讨论的尊重。《道象》一书,是王冬龄艺术与思想的“道象”呈现。道,是规律,是精神;象,是显现,是形态。愿我们都能从这部著作中,感受到中国书法在当代的磅礴气象与深邃思考。
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叶军
叶军谈到,商务印书馆作为承载百年使命的出版机构,自创立以来从早年油印历代名家碑帖,整理汇编传统书法理论典籍,到近年聚焦当代书法创新成果,搭建艺术家与学界的对话平台,始终致力于让书法这门承载着千年文脉的艺术形式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焕发新生。《道象》上册《王冬龄论书法艺术》凝聚了王冬龄数十年艺术探索的核心思考,下册《论王冬龄书法艺术》让艺术在当代批评、美术讨论、美学讨论与跨文化比较中彰显其对话性与国际性。
书道即大道。《道象》这部厚重的力作以“自我言说+学界解读”构建起立体的历史叙事,既是艺术家对自我艺术生涯的深情回望,也是学界对其艺术成就的整体致敬。书法艺术既能承载千年文脉,成为延续连接传统与当下的精神纽带,也能拥抱时代,成为参与全球艺术对话的东方语言。如何让深厚传统活在当代,如何让东方智慧在全球化语境当中彰显独特的价值,王冬龄老师的实践与思考极具启发意义。叶军代表商务印书馆向王冬龄老师致以最高的敬意,向参与本书解读的各位学者以及为出版倾入心力的上海分馆的同仁们以及所有支持者致以诚挚的感谢。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沈浩教授
沈浩认为两本著作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而丰满的艺术家形象,使社会大众得以真正理解王冬龄的创作脉络。他将此次发布与在浙江博物馆观看沙孟海诞辰纪念展“学人气象”的经历相对照,指出沙孟海时代的书法更多作为文化与学养的载体,而当下在学科体系中已明确归入艺术学,进入“艺者风神”与“学人气象”融为一体的新阶段。
沈浩高度评价王冬龄这一代艺术家所承担的时代责任:以开阔胸襟推动中国书法与世界艺术、传统文化与当代语境的对话。他曾亲历了王冬龄三日完成《离骚》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认为其大尺幅、跨媒介与书写方向、文本内容上的突破,为当代书法“破冰”,让书法真正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痕迹。王冬龄既回到书法时间性、空间性与生成性的本质,又不断开创新可能,是传统的守护者,更是时代的创造者。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韩绪教授
韩绪强调,王冬龄的创作价值并不止于形式层面的新奇或技法层面的突破,而在于其对中国传统书写范式所作出的结构性反思与重构。他指出,中国书法自竖写、竖读确立以来,“行”的存在方式在视觉与认知层面高度固化,犹如画面中不可回避的“墙”或“沟”,长期制约着书写在空间中的展开方式。王冬龄的实践并非在单字形态或字际关系上做局部修辞,而是从根本上打破了延续千年的纵向书写秩序,使书法从既定的轴线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在空间、节奏与感知层面生长的可能。
韩绪指出,这种突破并不追求“完美”的形式结果,而更接近一种与时间、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并存的创造过程。正如考古遗物中因岁月侵蚀、叠压或失误而生成的形态,反而呈现出超越规范之物的震撼力。由此,他理解王冬龄面对外界评价时所展现出的态度:以坚定的理想为方向,不以是否被理解为前提,在持续的实践中“直面其难”。这种不回避风险、不惧争议、以行动回应质疑的姿态,正是王冬龄创作得以不断推进、并持续拓展书法边界的内在动力。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艺术家王冬龄
王冬龄表达了对中国美院与商务印书馆共同举办《道象》新书发布会,并邀请众多重要学者与嘉宾的由衷感谢。他回顾自身从南京师范学院至中国美术学院的求学历程,表示自己始终以实践者自居,同时作为一名教师,始终未放松对学术研究的追求。他坦言,自己十分有幸在中国最早开设书法专业的中国美术学院读书、教学,得以接受顶尖的传统书法教育。《道象》上册汇集了他历年来的重要文章,涵盖其多方面的学术经历:包括参与王伯敏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书法篆刻部分的撰写工作,参加《中国百科全书》相关条目的编写,以及在硕士论文《清代隶书简论》中所获得的研究成果——该论文曾得到沙孟海先生的认可和指导。他特别提及上世纪80年代末赴美讲授书法的经历,拓宽了自身的国际视野,也促使他回国后持续深耕学术。
在艺术实践方面,王冬龄分享了其在现代书法、草书创作及对《古诗四帖》等经典作品的长期研究心得。他强调,高等艺术教育中的书法学科,应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书法艺术家为宗旨,使书法在当代艺术体系中与其他门类相互启发。王冬龄指出,21世纪的中国书法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走向跨界与公共性,展开与世界艺术的对话。他介绍了在许江教授支持下成立的现代书法研究中心及其推动的“书非书”等跨界实践,并提及自身通过多种材料及“乱书”等形式进行的探索。他表示,这类尝试并非背离传统,而是在深入传统脉络后,对书法当代可能性的诚恳叩问。
最后,王冬龄表示《道象》一书是对其多年来学术、创作与教学工作的阶段性总结,期待得到与会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教授
视生命明日将逝,视学问永恒无止。范景中谈到,一个艺术家的成功,除了他个人的天赋、机遇、运气之外,肯定有一些过人的东西。对于从事艺术的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学问,寂寞、孤独,有时候感觉自己是在修行,一种虔诚的心,艺术的境界、大道。冬龄先生就是这么一种境界,这种热爱一以贯之。冬龄先生在浙江美术馆展览的时候把青少年时代的一些书法展示出来,跟他当时的书法作品做一个对照,这一时期的张力非常强大,让人感受到他对于书法确实是出于天性,终身的热爱。
范景中表示,冬龄先生敢于把批评意见公开地出版,和他自己的意见做比较,这样的胸怀支持了他不怕听反对意见,而且把反对意见作为自己前进的一种辅助。每次看他当众表演,在地上写字,就想到了张彦远对于吴道子的几句评论:“属任之画,或从臂起,或从足先,这巨状鬼怪飘忽连绵。”冬龄先生虽然以现代书法家面目出现,但他在做“乱书”的时候,获得了一种向先贤致敬的力量,也获得了一种自我超越的力量,获得了他自己终身热爱书法的胸怀。
中国美术学院郑胜天教授
郑胜天回顾了与王冬龄先生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他指出,王冬龄始终致力于发掘中国书法的当代价值与国际表达,其创作深刻体现了“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与艺术精神的融合。
他提及1990年代初王冬龄参与国际交流的往事,当时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两位教授评价其作品“既极其传统又极其创新”,认为王冬龄将抽象主义与解构主义相融合的实践,展现了中国艺术在全球语境中的独特意义。此外,郑胜天还分享了近期收到一位美国学者寄来的珍贵资料——三十年前她翻译的王冬龄专著《中国书法艺术》未竟手稿及历史影像,这段跨越时空的馈赠,生动见证了王冬龄在推动书法国际传播方面的持久努力。郑胜天强调,王冬龄始终践行“将中国书法最好的东西与世界分享”的理念,其艺术探索不仅拓展了书法的表现形式,更使书法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与情感的重要媒介。
知名学者、汉学家阿克曼
阿克曼回忆了十几年前初见王冬龄作品时,直觉认为那像是“疯子写的”——这在他而言是极高的艺术评价,虽当时难以理解,却深受感动。他指出,书法是跨越文化门槛最困难的艺术形式。即便他在德国策划当代水墨展时,也难以向观众完全解释笔墨与气韵的奥妙。他将王冬龄与日本书法家井上有一相类比,认为二者皆具备直击观者心灵的“大艺术”气质。
在他看来,王冬龄不仅是一位书法家,更是一位当代艺术家,其作品通过层次丰富的视觉语言与灵魂性的表达,超越了文化与知识的边界,既能与中国传统对话,也能触及对中国文化陌生的观众。阿克曼强调,这种超越性的表达能力在当代书法家中尤为罕见。他认为王冬龄的创作融合了学问与技术,却最终展现为一种无法单纯习得的灵魂呈现。
中国美术学院陈振濂教授
作为当代书坛的活跃探索者,王冬龄在传统与前沿之间不断突破,其创作尤其是“乱书”虽引发不少争议,却体现出对书法可能性的深刻追问。同学之中,有人关注书法的统一标准,也有人更在意书法的多元前景——前者如百川归海,后者似多方拓路,二者并无对错,恰是书法生态的丰富体现。无论是否赞同其探索,每位艺术家的尝试都应被尊重。尤其在今天,探索即便可能“走错”,也为书法发展提供了路径与反思。《道象》的面世,必将激发书法界更多思考与讨论。在百花齐放的时代,这样的坚持本身,便是艺术生命力的见证。
中国美术学院张颂仁教授
王冬龄的艺术价值在于为当代书法开拓新的可能。他不仅具备深厚的传统功底,更以全球视野推动创新——“乱书”将草书推向极致,并与抽象表现艺术形成对话。这并非简单地讨论正统,而是艺术家在理解书体发展脉络后,对自我与文化关系的主动构建。在AI与图像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艺术创作面临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可以生成符号与造型,却难以传递人性的温度与意图。王冬龄的实践提醒我们:艺术的核心仍在于人的感知、情感与生命体验——无论是笔墨还是色彩,皆承载着创作者的精神投射。因此,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我们更需思考何为人的创造、何为审美的主体性。王冬龄的探索,既是对书法可能性的延伸,也是对艺术中“人的意义”的持续叩问,为当下提供了重要的反思视角。
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
李剑鸣特别提及王冬龄提出的“书法绘画”的概念,认为这一理念将书法与绘画的表现力深度融合,在“乱书”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他指出,王冬龄的创作不仅突破传统书法边界,更拓展了艺术表现的可能性,其作品融汇材料、笔墨与空间表达,在形式创新的同时保持了对书法本质的深刻理解。这种探索为所有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提供了重要启发。他尤其赞赏王冬龄严谨的治学态度,认为其在书法史研究中的考辨兼具学者深度与艺术敏感。王冬龄的实践表明: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的艺术感知与创造性思考依然不可替代,这种以传统为根基的创新探索,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范例。
复旦大学邓安庆教授
邓安庆表示,王冬龄老师的“乱书”实践既延续了书法的内在精神,又拓展了艺术的表达维度,形成了一种具有当代意义的书法艺术形式。他从古代书论出发,引用刘熙载“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的见解,指出王冬龄老师的创作正体现了“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的辩证关系,在笔墨的张力中构建起自身的艺术语言。邓安庆认为,当创作进入行动艺术状态时,王冬龄老师已超越个体身份的局限,成为艺术精神的践行者,真正实现了书法从传统功能向当代艺术表达的深刻转变。
复旦大学张伟然教授
张伟然表示,自己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学习书法,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王冬龄老师的创作历程,对王冬龄老师始终怀有深切的尊敬。他指出,王老师的“乱书”并非行为艺术,而是建立在深厚传统功力基础上的深刻创作,其一点一划皆需数十年积淀,具有高度的专业门槛。张伟然认为,王冬龄老师这一代艺术家的创作延续了书法的正统脉络。当今书法专业的教学体系已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书法认知,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艺术家靳卫红
靳卫红指出,王冬龄老师对当代中国文化有两大贡献:其一,他的创作体现了这代艺术家在处理传统与西方文化关系时的智慧与能力,以个人实践回应了时代命题。她特别提到王老师在1990年代的前卫探索,认为其书法创作既直面当代问题,又未放弃传统根基。她分析“乱书”实则是融合了怀素、张旭等传统精髓后的当代转化,成功将书法艺术嵌入当代艺术版图。其二,王老师坚持每日临习《龙禅寺碑》的修行态度及其为人处世的品格,堪称当代艺术家的楷模。最后,靳卫红再次表达了对王老师新书出版的衷心祝贺。
天津美术学院院长邱志杰教授
邱志杰从三个层面阐述了王冬龄先生“乱书”创作的核心价值。首先,他强调王老师具有自觉的“创造意识”,2003年《逍遥游》的创作标志着其从书法家向书法艺术家的关键转型。其次是独特的“受众意识”,王冬龄先生在创作中综合考量传统与当代、学院与公众、本土与国际等多重维度,其镜面书写等实验性实践拓展了书法艺术的展示边界。第三,《道象》等专著体现了“历史意识”,艺术家创作实践与学术研究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对书法史的当代续写,并将在未来持续成为新的研究对象。他认为这三重意识的融合,奠定了王冬龄在当代书法艺术中的独特地位。
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教授
吴洪亮以“新”字来表达其感受。《道象》系王冬龄先生八旬的创作,这不是过往,而是新的开始,该书的出版是一个新的目标,开启一扇新门,王先生不愿意固步自封,一直在突破新的维度,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中国艺术、中国书法、中国的艺术家应该何为。这个“新”字也象征着不成熟或有诸多的隐喻与先锋性,要以一种新的眼光来拜观他的作品,来拜读他的新书。
浙江大学王俊教授
王俊谈到,王冬龄老师除了实践创作之外,还有很多理论研究与思考。《道象》是优秀的出版物。艺术如何顺应时代,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几十年的书法创作中,王老师没有因循守旧,而是不断地求新。他的乱书是书法界的形而上学,把文字的基础部分抽象化,仅留下书法当中核心的东西。当不断求新的时候,一个事物是否有本质性的内核,这种边界性问题已经进入哲学范畴,王老师其实是在书写哲学。
中国美术学院韩天雍教授
韩天雍认为,王冬龄在中国现代书法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他凭借深厚的传统功力,融入哲学与美学思考,为现代书法探索出一条不同于日本、且根植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道路。王冬龄选择《心经》《逍遥游》等经典文本进行创作,并在西方美术馆现场进行大字书写,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震撼的视觉形式推向国际。这一实践颇具开拓性与冒险性,需要超越世俗评价的胸怀。
韩天雍谈到,王冬龄的现代书法在形式上虽大胆解构、章法现代,但其点画用笔却极为严谨,深植于张旭、怀素等传统笔法精髓,做到无一笔乱写,无一字错漏。这种立足于传统的创新,正是其艺术魅力与说服力的根本所在。
中国美术学院管怀宾教授
管怀宾谈到,在王冬龄的艺术实践中,他率先突破了传统书法的边界,通过持续创作推动现代书法的当代性建构。1987年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大型个展,将大书写带入公众视野,对当时书法与当代艺术领域均产生重要影响。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创作理念上始终与时俱进,融合中外经验;形式语言上以“乱书”等探索实现精神性超越;文化视野上通过在全球美术馆现场书写,促进跨文化对话与本土性建构;并借“书非书”等展览及多媒介实践,将书法从案头延伸至公共空间,重新激活了这一古老艺术在当代语境中的能量。王冬龄的书法创新不仅是对传统的突破,更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了中国文化的表达力与诠释空间,其工作启发了众多后来者,并在国际艺术界引发持续关注与思考。
中国美术学院沈乐平教授
沈乐平表示,王冬龄的艺术创作虽常以先锋、现代的面貌示人,但其根基始终深植于深厚的传统功底之中。他回顾到,早在1995年末,王冬龄为学生们临摹示范,便已展现出“非常大师的临法”,可见其传统修养之扎实。沈乐平提到,比起单纯的技法讲授,王冬龄所具有“面对冒险、面向未知”的探索精神更值得关注与探讨。王冬龄老师虽年事已高,却从未安于舒适之境,始终持续开拓、勇于突破。在沈乐平看来,这种不辍探索的艺术态度,尤其值得后辈认真领会与学习。
中国美术学院张爱国教授
张爱国从书法教育的脉络出发,阐述王冬龄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他特别回忆了王冬龄在本科教学时强调的“一个唐碑,一个魏碑”之理念——以唐碑立规矩,借魏碑见精神。这一思想融合了林散之与陆维钊先生的教学精义,正是兼融魏碑与唐楷精神的典范,体现了其教学中有源流、重融合的智慧。他表示,王冬龄创作《道象》、拍摄残荷、乃至生活中充沛的生命热情,正是对此“师法自然”传统的当代践行,将道家哲学的感悟化为笔墨与生命的活泼气象。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唐楷之教授
唐楷之回顾了自1994年以来受教于王冬龄老师的经历,指出王冬龄不仅以个人艺术实践引领书坛,更始终以师者身份带领学生共同参与、见证其创作历程,从而共同营造出当代书法百花齐放的局面。他强调,王冬龄是一位“造梦者”,早在草书课上便以“梦”字启迪学生,其教学重悟性、重示范,临摹时极尽精微,创作时则大胆突破,这种鲜明的对比曾让初入美院的学生一时难以领会,却也正体现了其艺术探索的深度与跨度。唐楷之表示,王冬龄那一代人拥有充沛的体力、坚定的信心与造梦、解梦的激情,这正是后辈难以企及却又应努力追寻的精神高度。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管慧勇总编辑
管慧勇高度肯定了王冬龄作为当代书法艺术家的历史地位。他指出,王冬龄在深厚师承的基础上始终在叩问传统与自我,展现出艺术家的探索基因。对于备受关注的“乱书”创作,管慧勇从学理层面进行了清晰阐释:一是,其创作始终保持“写”的一气呵成;二是,作品草法合乎传统规范,主要创新在于章法与空间关系的当代性重构;三是,始终坚持文字内容的承载,维系着与书法传统的本质联结。
管慧勇认为,王冬龄的“当代性”体现在其创作命名、批判意识及中西融合的视野中,其艺术主动介入争议、具有解构精神。他同时是“守正创新”的典范——六十年日课《龙藏寺碑》可见其传统根基,“乱书”创作则彰显其突破边界的力量。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综合院院长、总建筑师金捷
金捷认为,王冬龄的“乱书”与弗兰克·盖里的解构主义建筑具有深层的艺术共通性:一是,二者均以极致探索突破各自领域的边界,实现传统语法内部重构,推动艺术从功能叙事转向视觉表达;二是,他们都借助新技术实现语言革新——盖里引入航空软件实现复杂建造,王冬龄则通过巨幅书写与数字媒介将书法带入公共场域;三是,他们的实践均成为文化激活的杠杆,盖里建筑催生城市复兴的“毕尔巴鄂效应”,王冬龄的笔墨将东方艺术带入全球语境;四是,两者引发的争议本身即是艺术遗产,促使艺术认知从“像不像”转向“为什么”,从而完成了艺术史的当代转向。金捷强调,他们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创新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其历史意义在于为各自门类的现代发展提供了范式性的价值。
中国美术学院鲁大东教授
鲁大东首先感谢商务印书馆对《道象》的出版,认为这不仅是一次高水准的出版呈现,更是一种历史性的确认,标志着王冬龄艺术实践已获得时代的认可。他指出,人们往往难以在当下意识到身边谁会进入历史,而王冬龄无疑将进入中国书法史,甚至更广阔的艺术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书法家自然被视为艺术家,而当下反复质疑书法是否为艺术,反而体现出时代的收缩。鲁大东强调,“乱书”只是王冬龄多年书法实验中的一种深化形式,未来仍蕴含更多可能。他回忆1994年在美院观摩王冬龄书写长篇《离骚》时所受到的强烈震动,认为书法应当走向现代、走向当代,以实验性和开放性回应时代。
中国美术学院梁超教授
梁超围绕当代艺术的两点思考展开。其一是当代艺术常遭草根或大众误解的问题,本质源于语言与媒介的历史惯性:书法一经被观看,往往被自动归入传统儒学诗词的文化身份,如同不同时代对油画、中国画的既定联想。他以王冬龄在剑桥展出的《雅典的女郎》《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为例,指出书法通过诗歌、VR等方式的跨媒介实验,正是在打破“活化石”式的凝固认知,使传统艺术真正进入当代。其二是对社会宽容度的反思:草根书写在日常生活中被自然接受,而艺术家一旦进行个人化、实验性的表达,却反而遭遇重重限制。梁超以“光荣即限度,限度亦是光荣”作结,强调艺术正是在这种张力中显现其价值与意义。
(以上内容按发言顺序排列)
王冬龄是我国知名书法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兰亭书法社社长,在世界各地举办多次大型个展,作品被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著名艺术机构收藏。《道象》即汇聚了王冬龄老师60余年书法创作与实践经验,以及海内外名家对王冬龄书法的品评和鉴赏。上册“王冬龄论书法艺术”,划定了作者从业数十年的思考范围:他对书法史与书法学的基本观察,前提是古今之变,要领在观念转换,方法为新旧两兼,目标即中西融贯。下册“论王冬龄书法艺术”,选了海内外诸名家的赏会文章,包括对话整理、大规模的会议纪要等。本书不仅呈现了王冬龄先生在书法理论方面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且深刻阐明了独具特色的“乱书”的理论渊源——“乱书”不是胡涂乱抹,而是需有深厚的草书功底才能作成的。书中还附有作者创作和出访交流的珍贵照片,图文并茂,理论性和趣味性兼具。
部分来源|商务印书馆
文字整理|邱莉丽 刘 杨 胡心云 周 慧 王怡航 贾毓秀 王文灿 戴佳杰
摄 影|杜 扬
编 辑|戴佳杰
责 编|胡心云
审 核|徐 元
中国美术学院官方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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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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