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1日,大年初一,北京城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宣武区大耳胡同里洋溢着过年的喜气。

一辆警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39号院门口,几名公安干警迅速封锁了出口。

屋里的老头正抽着烟,眼神却不住地往那台崭新的彩色电视机上瞟,似乎在盘算着什么更长远的富贵梦。

然而,当冰冷的手铐扣住他手腕的那一刻,他那还没来得及上任的“大官”梦,彻底碎了一地。

01、潜伏在大杂院里的“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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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吧,得从头说起。李家琪这个名字,在当年的特务圈子里,那也是个“老资格”。

1925年出生的他,16岁那年就不学好,加入了国民党的“华北铁血锄奸团”。听着名字挺热血是吧?其实干的都是特务勾当。这一干就是几十年,从抗战混到了解放战争,还混了个上校副组长的头衔。

1947年,他在山东解放区搞破坏时被抓了个正着。这老小子命大,没被枪毙,判了无期去青海劳改。这一蹲就是20多年。

到了1975年,国家宽大处理,特赦了最后一批战犯,李家琪就在名单里。政府也是仁至义尽,看他年纪大了,还给他在青海安排了工作。

按说呢,这把年纪了,又是死里逃生,出来后就该老老实实过日子呗?

可李家琪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在监狱里蹲了半辈子,亏大了,心里那股子贪欲和不甘心,像野草一样疯长。

1979年夏天,机会来了。他在监狱里认识的一个狱友陈天民,要经香港去国外投奔亲戚。李家琪一听,眼睛都亮了。

他把陈天民拉到角落里,神神秘秘地托付对方,到了香港务必去个叫“红棉”的酒吧,找一个叫“李家宝”的人,就说“一零八七”还在,等着组织召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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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人,贼心不死。

没过多久,香港那边真回信了。信里全是家常话,但李家琪一看就懂——那是密语。台湾那边没忘了他,还让他继续在北京潜伏,搜集情报。

为了这事儿,李家琪那是真拼。他在青海骑马摔断了腿,正好借着“回北京治病”的名义,一瘸一拐地杀回了北京。

02、精心设计的“桃花运”

回到北京,李家琪借住在亲戚家。但他知道,要搞情报,没个正经身份不行,总住在亲戚家也不方便。

特务机关那边也挺大方,前前后后给他汇了不少钱。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李家琪手里可是攥着大把的钞票。

手里有钱,心里不慌。他开始琢磨怎么在北京“扎根”。

这时候,一个姓王的寡妇进入了他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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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王大姐是个老实人,带着个女儿过日子,生活挺不容易。李家琪一打听,乐了——王大姐的女儿仇云妹,居然在农业银行监察司工作,专门负责机密文件的收发保管!

这不是刚想睡觉就有人递枕头吗?

李家琪立马展开了攻势。他虽然腿脚不好,但这人嘴甜啊,又舍得花钱。今天买点好吃的,明天送点紧俏货,对王大姐那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王大姐哪见过这个阵仗?没多久就沦陷了。1981年,两人领了证,李家琪名正言顺地成了这个家的男主人。

成了仇云妹的“后爹”后,李家琪更是表现得像个模范父亲。

那时候,谁家要是有台电视机,那可是轰动胡同的大事。李家琪二话不说,直接搬回来一台当时最时髦的彩色电视机

这一下,别说王大姐感动得直抹泪,就连一直对后爹有点警惕的仇云妹,态度也彻底变了。她觉得,这后爹是真心对自己家好啊。

殊不知,这糖衣炮弹底下,藏着的是致命的毒药。

03、一台彩电换来的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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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久了,李家琪开始有意无意地跟仇云妹套近乎。

他编了个谎,说在香港有个朋友想在大陆搞投资,搞金融,你是银行的,能不能帮着看看有哪些内部政策。

仇云妹一开始还有点犹豫,毕竟那是单位的文件,是有纪律的。

李家琪看准了时机,又是摆事实讲道理,又是暗示事成之后有“好处费”。他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只要帮了这个忙,家里的日子能过得更好,甚至还能有出国的机会。

再加上平时这后爹确实“大方”,那台彩电摆在屋里也确实显眼,仇云妹的心理防线终于崩了。

1982年,仇云妹利用职务之便,偷偷把单位的内部文件带回家给李家琪看。

李家琪那是如获至宝啊。他早就准备好了微型相机,趁着娘俩不注意,把这些文件一张张全都拍了下来。

其中最要命的,是一份《中共中央绝密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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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东西要是流出去,那还了得?可李家琪不管那个,他只认钱和官。

拿到胶卷后,他立马联系了交通员。没过多久,这情报就到了台湾特务机关的手里。

台湾那边一看,哎哟,这李家琪行啊,宝刀未老啊!

立马嘉奖令就来了:记大功一次,奖金加倍,每月津贴涨到1000块!

在那个普通人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年代,一个月1000块是什么概念?那就是现在的超级金领啊。

李家琪看着那厚厚的一沓钞票,心里可能在想:这卖国求荣的买卖,来钱就是快。

04、黄粱一梦终成空

李家琪彻底飘了。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特务界的“天才”,坐在家里动动嘴皮子,就能升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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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新的任命状下来了。台湾那边封他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华北特派员”,兼任“北平站站长”。

好家伙,这一听就是个“大官”。李家琪看着密信,心里那个美啊,估计做梦都在想自己将来“衣锦还乡”的场景。

但他不知道的是,早在1981年,北京的公安机关就已经盯上他了。

这事儿说来也巧,还得感谢李家琪的一位本家亲戚。这亲戚警惕性特别高,发现李家琪虽然没正经工作,但花钱如流水,而且行为鬼鬼祟祟,经常在屋里鼓捣收音机,听一些奇怪的广播。

亲戚一琢磨,这不对劲啊,反手就报了警。

公安机关一查,好嘛,这还是个有前科的老特务。

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把这个特务网连根拔起,公安并没有急着动手。他们在大耳胡同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静静地看着李家琪表演。

看着他怎么联系交通员,看着他怎么把情报送出去,看着那个叫蔡苹的女特务怎么跟他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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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22日,刚给李家琪送完委任状的女特务蔡苹,刚准备离境就被抓了。

这一抓,李家琪的末日也就到了。

2月1日,大年初一。李家琪还在家里做着“站长”的美梦呢,公安干警就敲开了他的门。

当冰冷的手铐戴在手腕上的时候,李家琪整个人都瘫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做得那么隐秘,怎么就暴露了呢?

随后,那个帮他偷文件的继女仇云妹也被捕归案。

05、结局

这案子审得挺快。证据确凿,李家琪也没什么好抵赖的。

他这一辈子,从16岁开始当特务,好不容易捡条命出来,结果又为了点钱把自己送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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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李家琪再次被判了无期徒刑。这一回,估计他是没机会再出来“特赦”了。

那个被他拉下水的继女仇云妹,也因为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了有期徒刑5年。

仇云妹本来有着体面的工作,大好的前程,就因为贪图那点小恩小惠,因为信了这“好后爹”的鬼话,把一辈子都毁了。

这事儿说白了,就是贪婪惹的祸。

李家琪贪财贪权,仇云妹贪图享受。两人一拍即合,结果双双把牢底坐穿。

1983年的那个春节,大耳胡同的鞭炮声依旧响亮。只是那座小院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虚假欢笑,只留下一台冰冷的彩色电视机,像个巨大的讽刺,立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李家琪到死可能都没想明白,自己这“北平站站长”,怎么连一个月都没当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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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就是最好的结局:当背叛国家成为筹码时,不论你手里攥着多大的牌,结局注定是满盘皆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