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民国政府于对日宣战时依国际惯例单方面宣布废除与日本的全部旧约并没收敌产，同时一面对日抗战，一面向盟国列强再次提出废约问题。这与一战时中国只对敌国(德奥)废约大有不同。这当然与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与牺牲都比一战时大得多有关。1942年初，美英苏中四国领衔，联合26个盟国发表《联合国家宣言》，这是中国首次被称为“世界四强”之一，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已形成不可接受的巨大反差。宋美龄就此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借严厉批评英国抗战不力还对中国摆谱，提出了彻底废约问题。宋文引起的震动使罗斯福总统出面，英美协商后同时宣布废除旧约，交还权益。而日本获知情报后也抢先与轴心诸国作了类似声明。
至此，由于中国不屈不挠的抗战使世人刮目相看，全球两大阵营都要争取中国人心，九一八事变前谈判没能解决的问题，遂告迎刃而解。各国都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交还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结束晚清以来的不平等旧约，与中国另订平等新约。日本此举当然只是作秀，因为自中日两国宣战之日起旧的条约关系就已被中国废除，只有在军事上打败日本的问题了。而同盟国列强的“弃权改约”则意义重大。1942年双十节，美英两国同时宣布弃权改约，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了平等新条约，其他盟国也随之跟进。这些条约有的虽留有若干尾巴(如港九问题仍未解决)，但与晚清的旧约已有根本的不同，举凡海关、租界、驻军、司法、邮政等等外国特权一概取消，其平等条约的性质世所公认。
当时仍在战争状态下的重庆与延安都隆重庆祝了这一“中国站起来”的日子。重庆民众高唱“中美中英新条约，同时签订在两国；百年来奴隶枷锁，今日才真正解脱。这光荣灿烂的新约，是五十年奋斗的结果”。而延安军民也在中共音乐名家安波和吕骥创作的陕北秧歌《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曲调下进行狂欢：“我们欢腾，我们鼓舞，我们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这是民族的光荣，人民的光荣，革命先烈的光荣，国共两党的光荣！我们解脱了百年的枷锁，取消了莫大的耻辱。”
《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歌还提出：“要把新约变成实际”。这是源于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当时《解放日报》解释说：过去百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21年以前是“中国国际地位日益下降的阶段”，以后则是民族觉醒、国权渐复的阶段，终于在今天“使中国一跃为世界四强之一，而获得了今日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与平等新约之签订”。当然我们还必须打败日本，赢得抗战胜利，否则 “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还是一纸空文”，“一切平等条约的规定便不能实现”，只有抗战胜利了，才能取得“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
显然，无论1921年作为两阶段的分野是否有争议，但百年来中国国权先降后升，而新旧条约的更替标志着“民族解放”法理上完成，抗战胜利则把法理上的完成予以“彻底实现”，这些论断是重庆、延安的共识，也是符合实际的。
由此看来，过去我们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都属于“半殖民地”，显然值得商榷。“半殖民地”其实是个很难严格定义的概念，但通常它都指一种国家主权严重缺失的状态(完全没有主权就是全殖民地了)，并且这种状态为法律(包括国际法、条约)所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以来，尤其是甲午以来中国连海关都不能自主的状态被说成是“半殖民地”是有道理的，虽然很难严格定义“半殖民地地位”，但说中国那时的地位具有“半殖民地色彩”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概念不能用于以下几种状态：
第一，不能用于没有法律承认的战时领土损失与其他战争中的被动局面。例如我们不能说1941—1944年间德军占领着苏联部分领土，就表明苏联那时是“德国的半殖民地”。任何战争中都有进攻方和败退方，但只要败退方没有认输称臣，就不能说它成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第二，不能用于“操之在我”的待遇给予，包括对政府和对公民的待遇在内。例如根据北约这个主权国家间的自愿同盟，美国在英、德等欧洲国家都有驻军和基地，但不能因此就说英德等国是“美国的半殖民地”。这些年来我国为“招商引资”曾给予不少外国公司税收优免等所谓“超国民待遇”，这类政策是否合适也可以讨论，但同样不能说因此我国就成了这些外资所在国的“半殖民地”。
第三，弱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博弈实力和话语权不如大国当然令人遗憾，但只要自己主权范围内事务能够自主，也仍然不能说它们就是“半殖民地”。弱小国家完全可以是独立国家，否则这世界上就没有几个国家可称之为独立的了。今天的国际政治显然还远非平等，例如包括我国在内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就比一般国家说话管用，但这当然不能说明其他国家就是“半殖民地”。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完全可以说自1942年不平等条约废除后，中国就结束了“半殖民地”状态。尽管这时抗战还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大片国土仍未收复，即使抗战胜利后，乃至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中国或因内战而自顾不暇，或因贫弱、孤立而说话不太管用，但是，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地位是毫无疑问地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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