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没人想到这事儿会跟一个“穿了解放军军装的人”扯上关系。
1949年初，杜聿明和文强被俘以后，被安排到了“高俘团”——也就是集中关押战犯的地方。
有一天，一个穿着华东野战军军装的人走进来，探望他们俩。
杜聿明盯着那人看了半天，没说话。
文强坐在一边，整个人都愣住了。
那人他们以前见过。
很快，两人对视了一眼，心里明白了点什么。
那个困扰他们很久的问题——为什么陈官庄被围的时候，空投物资总是少得可怜，终于有了点答案。
可这事，说出来也挺复杂的。
那时候是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进入最关键的一阶段。
杜聿明带着几十万部队被困在陈官庄，靠的就是空投活命。
南京方面一再承诺，会全力保障空投。
可真正落到地上的，撑死也就三成。
剩下的，全飘了。
飘哪去了？没人说得清。
文强那会儿负责接收空投物资，账面上的数据他看得清清楚楚。
南京说投了十吨，他这儿最多收到三吨。
按理说，往下查就是了——可查来查去，查不到人。
于是他专门去找了杜聿明，说这事儿蹊跷，怀疑是空投指挥出了问题。
杜聿明当时不信。
他说那人打过滇缅战役，是跟他一块儿抗过日的。“那时候这人就老实，没出过岔子。”话说到这儿，也就没再追究。
可谁也没想到，战败被俘之后，再次见到这个人，已经换了军装。
不是国军的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的空投，其实是国民党后勤体系的一次大考。
蒋介石急了，动用了几乎所有能调动的资源——空军两个运输大队、三个民间运输公司、包括陈纳德的那支“飞虎队”改制后的公司，全数上阵。
场面很大，规模很足。
可到了前线，物资就像进了筛子，全漏了。
不是吹偏了，就是飘到了对面阵地。
还有一些根本没找到人接。
飞行员怕高炮，根本不敢贴地飞，结果越飞越高，物资越投越远。
前线苦啊，后方也乱。
南京的大校场机场乱得一塌糊涂，运输车排着长队进不去，物资调度靠吼，谁先抢到谁先装。
指挥系统也混乱，原本应该由联勤总部统一调度，结果赵桂森这个运输署长忙不过来，临时找了个叫陈可的分监司令来现场指挥。
可这个陈可，资料里几乎找不到他的履历——真有这么个人吗？没人能确认。
还有人说，真正负责空投的是程藩斌，一个中校，军衔不高，但职位关键——联勤总部运输署空运勤务司副司长。
他主导过三次大规模空投：碾庄圩、双堆集、陈官庄。
巧的是，三次都失败了。
有人半开玩笑，说他是“空投死神”——哪儿空投哪儿完。
可也不能全怪他，那时候的空投本来就难做。
前线形势瞬息万变，天气恶劣，敌人火力强，后方又混乱。
程藩斌手上的权力也有限，他能做的，其实不多。
说到底，问题出在整个体系。
文强的疑问不是没有道理。
可当时的判断，是不是也掺杂了些情绪？他和杜聿明后来把责任指向段仲宇，理由是他曾经短暂担任过徐州第十一兵站分监。
可实际上，段仲宇在1948年10月就被调回南京，随后又去了上海，跟徐州战场的空投基本没关系。
而且，根据他自己的履历，他1944年才调入中国驻印军，而杜聿明在滇缅的作战主要是在1942年。
两人也许见过，但并没有长期共事。
说段仲宇“当年跟他一块儿打过日本”，可能是记错了。
那段时间，国民党内部斗争也很激烈。
像段仲宇这样的人，虽然是黄埔出身、资历也不算浅，可到了徐州却被黄百韬排挤，干了一个月就走了。
这种人，根本没有能力左右整个空投系统。
更现实的是，即便段仲宇真是“空投司令”，也不可能一个人决定空投的成败。
空投涉及的单位太多了：空军、运输公司、联勤总部、军务局、国防部，还有蒋介石自己。
真要查责任，整个系统都得问一遍。
但当时没人有这个耐心。
败了，总得有人背锅。
段仲宇的名字就这样被提了出来。
没有证据，只有印象。
而一旦认定，就再也改不过来了。
说起来，蒋介石最后还派了个小组去前线空投现场查看，由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蒋的次子和程藩斌三人组成，亲自飞到陈官庄上空，现场指挥空投。
可惜还是没用，物资照样飘，士兵照样饿。
那会儿，杜聿明的部队只带了七天口粮，原计划是撤到阜阳再补给。
可就是因为空投跟不上，计划拖成了围困，最后演变成全军被俘。
空投没救下前线官兵，反倒成了战败之后的借口。
战后很多年，段仲宇的名字再没出现在主流史料里。
也没人再叫他“空投司令”了。
参考资料：
李蓬，《国共战争内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
金冲及主编，《蒋介石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年。
何应钦，《八年抗战回忆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
文强，《口述自传》，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杜聿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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