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亡于武昌起义，而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就是四川保路运动。
换句话说，正是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促成了清朝的覆灭。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四川保路运动影响为何这么大呢？毕竟太平天国都没能撼动清朝的统治。
说白了，这次运动背后有士绅阶层参与，在保路运动期间，彻底得罪了士绅阶层。
被基本士绅阶层抛弃，清朝不亡才怪。
至于保路运动，名义上保的就是铁路。
自甲午战败后，清廷意识到铁路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因而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始，朝廷一改之前对铁路修筑的限制，掀起了大规模修铁路的高潮。
但修铁路和之前买军舰不同，是一个漫长又有耗钱的工程。
比如津沽铁路，全长130公里，却花了150万两白银，要知道日本采购的“吉野”号防护巡洋舰也就两百多万两，百公里的铁路修筑价格，都快抵得上一艘巡洋舰的价格了。
清朝疆域这么广，想要修筑几条主要铁路，花费的白银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更别说清朝还欠着列强一大笔赔款呢。
以现在清朝的国库和未来的税收，怕不是猴年马月才能修筑几条大动脉。
但铁路又不能不修，怎么解决呢？
清廷打算靠民间集资，毕竟民间的士绅阶层还是有些家产的.
因此，朝廷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打算发行股票以吸引民间士绅进行资金来修铁路。
士绅投资后，自动成为铁路股东，年底的时候，依据投资的多少来进行分红。
但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则归朝廷，相当于拿民间的钱办朝廷的事。
对于士绅而言，铁路虽然是前途无限的投资行业。
但铁路修筑时间漫长且花费的金额实在太多，而盈利又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再说铁路又不归自己所有，还不如买地当地主比较实在。
因此，朝廷吆喝了半天，参与者寥寥数人，根本撑不起一条铁路的修筑。
朝廷没钱，民间又不肯投资，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列强了。
列强有钱有技术，是最佳的投资对象。
问题是列强修铁路的要求过于苛刻，利息高，朝廷捏捏鼻子也忍了，反正债多不压身。
至于用列强的机车铁轨和列强的工程师，朝廷也没意。
唯一让清廷不满的就是列强要清朝抵押铁路的经营权，什么时候还清贷款，什么时候还给清廷。
而贷款呢？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年起步，换句话说，清廷忙活了一圈，就提供了土地和工人，其他啥也没得到，还不如不修。
民间不肯，列强要求又苛刻，朝廷又没钱，铁路又不能不修。
最终，清廷还是让民间资本修铁路，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清廷允许民间成立铁路公司，获得铁路的经营权和所有权。
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准列强参与其中。
有了经营权和所有权，倒是吸引了不少民间士绅投资。
清朝修的铁路和时间（包括列强修的）
一时间，沪杭甬、漳厦、潮汕、新宁铁路开始修筑起来。
问题是这些铁路没有统一的标准，各省请的工程师和用的标准又不一样，串联起来过于麻烦。
就算铁路修好了，但经营的未达到预期，很多参与的士绅赔了个底朝天。
连年亏损下，其他士绅也不想继续投资参与了。
而朝廷呢这时候也认为，民间修铁路虽然节约了朝廷不少钱，但标准不一加上修筑太慢，完全达不到预期。
因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时候，邮传部上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的折子，提出主干线铁路由朝廷修，至于地方支线铁路，可以适当给地方修筑。
问题是朝廷有钱修吗？还是没钱啊，这份提议很快就石沉大海了，朝廷大修铁路的计划再一次慢了下来。
而在其他地方修筑铁路热情冷却的时候，四川士绅倒是高涨了起来。
为啥呢？因为他们发现投资铁路是稳赚不赔的大买卖。
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要修一条成都到汉口的铁路。
川汉铁路全长两千公里，预计得5000万两白银。
这笔钱，够《马关条约》四分之一的赔款了，朝廷肯定拿不出，只能锡良自己想办法。
一开始，锡良也是和其他省份一样，靠募集民间资金来修铁路。
但四川士绅看到别的省份修的铁路不仅没赚到钱，还亏了不少，自然不乐意投资。
机智的锡良想了一个办法，既然你们不投资，那我就加税，通过税收来募集修筑资金。
不久锡良全省各地张贴《集股章程》的布告，宣布收取“抽租之股”以修建铁路。
在锡良眼里，反正朝廷摊派的苛捐杂税这么多，不差他一个，而且他还给农民股份的。
根据《集股章程》所说，从今年开始，全省农户凡年收租十石粮食以上者，需缴纳其实际收入的百分之三抽取股金作为“租股”。
而这笔钱，将成为川汉铁路的原始股本，日后川汉铁路盈利了，将会参与分红。
对比之前的苛捐杂税，锡良的摊派好歹还有个分红的诱惑，日后百姓也会因川汉铁路的运营成功而拿到钱，皆大欢喜。
问题是锡良真这么好心？先别说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盈利。
就看单股资金的要求，就看出锡良根本就没打算分红，所谓的入股分红，其实就是障眼法。
锡良规定，每一股最小的面额为50两白银，只有等大家逐年缴纳凑足50两后才能拿到川汉铁路的收据。
在清末这个时代，四川农户一家辛辛苦苦能赚个几两银子已经烧高香了。
就算富裕的家庭，一下子也不一定拿出50两银子，所以，农户们想要达到50两最低要求，基本不可能。
而分红又需要收据，可见所谓的入股，不过还是一种税收。
就是拿了百姓的钱去修铁路，完了还不给分红的那种，况且虽然是向全省收钱，但地主乡绅会将这笔成本转嫁到普通农户身上。
因而这个《集股章程》一出，立即引起不少普通农户的怨言。
相对于他们，四川商人乡绅看到这个《集股章程》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
以他们的身份，50两还是轻轻松松可以拿出来的。
当然，他们参与进去并非看到日后的分红，而是一旦成为股东，就可以白拿百姓钱而不需要给百姓任何收据。
要是川汉铁路日后赚钱，他们跟着赚钱，要是亏了，亏得最多的是百姓而不是自己。
和其他省份相比，风险小到忽略不计。
因此，《集股章程》一出，四川商人乡绅立即抢着入股。
仅仅六年，就募集了1198万两的白银，差不多是目标的四分之一。
这近1200万两的募集资金中，四川衙门仅有23万两，占比1.9%，商人乡绅只有245万两，占比20.45%，余下的928万两都是来自百姓的租股。
虽说百姓占了大头，但乡绅和官府靠不到22%的占比，控制了所有的募集资金。
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钱，接下来就该修铁路了。
问题是这帮乡绅根本不想修铁路，只想拿这笔钱去钱生钱，然后将赚的钱拿到手上。
而当时来钱最快的方式就是炒股。
早在清末时期，国人就喜欢炒股，而在各个股票中，最为火爆的就是橡胶股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为橡胶市场的火爆，引爆了全球橡胶股票市场。
宣统元年（1909年），伦敦交易市场一磅橡胶仅有3先令，但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飙升到12先令。
橡胶市场火爆，橡胶公司的股价也一路疯涨，国内不少人也跟着买。
但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怎么买的，麦边洋行就抓住机会，搞了虚假的兰格志橡胶公司，以高额分红吸引大家购买。
一开始，兰格志橡胶公司一股为60两，虽然高，但在三个月就可以分12.5两的诱惑下，很多人纷纷抢购。
仅仅一年，兰格志橡胶公司一股就蹿升到1160两。
其他洋行眼红，有样学样，一时间，国内人人购买橡胶股票。
另一边担任川汉铁路驻沪总收支施典章，也想靠股票赚一笔，就在宣统二年（1910年）5月的时候先后投了280万两白银。
可谁知6月份，橡胶市场就崩盘了，兰格志橡胶公司卷钱跑路，留给清朝股民一地鸡毛。
施典章本想大赚一笔，结果却赔了个底朝天。
当然，除了施典章，其他股东也东挪西挪了，导致募集资金也一少再少。
这边四川百姓眼巴巴等着修铁路分红，这边股东早就左手腾右手，坑了不少钱。
眼看募集了几年，铁路还没影，加上亏了不少钱，为了能够继续募集资金，股东们商量，先修一条宜昌到万县的铁路做做样子。
宜昌到万县地处三峡地区，地形复杂，以当时的条件，是铁定修不了的，哪怕是新中国还是在2010年建成通车的。
之所以选择宜昌到万县这条铁路，纯粹是糊弄人的。
为做样子，他们还请来詹天佑当工程师。
而詹天佑一到工地，就明白，这帮人压根就不想修铁路，而且不少人趁修铁路之际，中饱私囊。
一段三十里还没铺好的铁路，居然花了300万两。
这哪是修铁路？分明是分钱来着，气的詹天佑扭头就走。
而在川汉铁路募集资金的时候，广东乡绅也是如此，将募集的资金另做他用。
民间修铁路一地鸡毛，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觉得势必要干预一下了。
盛宣怀认为，铁路是经济的命脉，必须由朝廷掌握，再说自己掌握汉冶萍煤铁厂现在壮大，要是修铁路采办汉冶萍煤铁厂的铁轨，这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而朝廷见民间募集修铁路修了十来年，难以达到预期，决定停止民间铁路的修筑。
宣统三年（1911年）5月9日的时候，盛宣怀就以邮传部大臣名义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收回所有已经修筑的铁路。
至于募集的资金怎么办呢？自然是退回喽。
此时，清廷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获得了4800万两修筑资金，自然够赔了。
至于如何退还，盛宣怀给了两个方案。
一个就是原先铁路公司的股票换成朝廷的股票，利息依旧是六厘。
另一个就是按照原入股时的价格退还现，不过得从5年后开始给，这笔钱会在15年内发放完毕。
对于这帮股东而言，都不算亏本，当然这是针对湖北和湖南的铁路公司股东的，因为这两地募集的资金并不多，大头其实就是广东和四川。
对于广东，盛宣怀的安排是股票先还原值60％的现银，剩下的40%转为朝廷的无息债券，择期还清。
对于这个条件，广东乡绅们也默认同意了。
问题是湖南、湖北、广东都有方案了，就四川没有方案。
为啥呢？因为相对于这三地，四川乡绅败的资金太多了，盛宣怀不想填这个窟窿。
因为股市的亏损和修铁路的损耗，加上杂七杂八的挪用消耗，账上居然只有700多万两了，盛宣怀可不想填600万的亏空。
此前四川乡绅听说朝廷将铁路收为国有，其实还很高兴的。
因为这么一来，就可以利用朝廷来平账，之前的亏空将一笔勾销。
问题是盛宣怀不想当冤大头，而且给出的补偿方法是不还现银，已经用于修铁路和存有的款项以国家铁路股票形式发放，亏掉的钱，朝廷不负责。
方案一出，四川乡绅就炸锅了。
毕竟亏掉这么多钱，可平息不了百姓的民意，就声称朝廷贪了此前的股本，不肯全认。
一帮老百姓哪里知道乡绅居然搞出这么多事情？单纯的以为就是朝廷贪了他们的钱。
加上乡绅说朝廷为了向洋人借钱，把川汉铁路抵押给了洋人。
这下子，算是彻底点燃了大家的怒火，保路运动就爆发了。
当然，除了因亏空的原因之外，还有乡绅们对朝廷假立宪的不满，尤其是“皇族内阁”推出后，让这帮乡绅们对朝廷彻底失望。
自庚子之变后，朝廷就开始逐步推行立宪。
只是如何立宪，立宪到什么程度，慈禧一直权衡和犹豫。
毕竟立宪，相当于让渡一部分权力，让渡多少，是否威胁皇权，其实都是得考虑的问题。
而这一犹豫，就拖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虽说搞出了立宪方案，但很快，光绪和慈禧一前一后去世，立宪的重任交给了摄政王载沣。
自清廷准备立宪后，各地纷纷建立的立宪团体。
当然，参与进去的其实都是各地士绅，可以说立宪派的基本盘就是各地士绅。
不过以大中士绅更多，至于小士绅则不少是革命党，当然二者不是完全泾渭分明的，存在不少大量可左可右的士绅。
大部分时候，立宪派代表的大中士绅占据领导权，也算他们基本把握了地方的话语，而大量小士绅也跟着者。
随着各省都陆续设立了咨议局，也就是地方议会，预备立宪正式进入了进程。
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又成立了资政院，资政院相当于议院，可弹劾军机处和地方督抚。
咨议局和资政院的建立，代表基础的君主立宪结构得以确立。下一步就是召开国会，成立内阁了。
所以这段时期，革命党的活动步入了低潮。
为啥呢？因为士绅之所以支持革命，其实就是为了逼迫清廷让渡权力。
立宪的本质其实就是清廷和广大士绅的利益交换。
如今朝廷已经立宪了，既然可以和平得权，何必打打杀杀？
本来地方士绅就掌握一部分地方权力，要是立宪后，会继续加强自身权力的。
至于革命，革命党本来是没什么权力的，日后革命成功，革命党掌握话语权，必然会挤压地方士绅的权力。
就权力分配而言，无疑是立宪获得的利益更多。
所以士绅大都投了立宪派，革命党就没人了。
因而这段时期，革命党为推动革命，放弃原先动用会党和新军起义的做法，而是直接动员同盟会成员发动起义，也就是黄花岗起义，以壮革命士气。
要是清廷继续推行立宪，按照此前的约定让渡权力的话，清廷未必不可能继续苟延下去。
问题是，清廷愿意吗？根本不愿意，立宪不过是糊弄人的花架子。
比如咨议局，需要经过督抚的同意，督抚亦可否决，且有权解散咨议局。
资政院呢？虽然是议院性质，但其总裁和副总裁皆由朝廷任命。
资政院成员虽有两百人，但一百人是朝廷任命，剩下一办虽然靠选举，但需要地方督抚认可后才可以任命。
问题是地方督抚又不是选的，还是朝廷任命的，这意味着资政院上下都是朝廷的人。
另一边资政院虽可弹劾军机，但军机处依旧凌驾于资政院，甚至可以驳回资政院决议。
一旦双方出现争执，则交给皇帝裁决。
这哪里是立宪？分明是套着立宪而继续搞君主制那一套。
因而地方立宪的士绅不乐意了，要求立即召开国会，请愿开国会的各地代表一拨接着一拨。
面对滔天的民意，载沣选择让步。
本来是“宣统八年（1916年）”开国会正式立宪的，但在各地立宪派的请愿下，需要在“宣统五年（1913年）”开国会，同时会在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内阁。
提前开国会且提前成立内阁，倒是安抚了一下立宪派。
可谁知宣统三年（1911年）4月内阁成员公布的时候，舆论哗然，因为内阁成员基本都是皇族，也就是皇族内阁。
这下子，算是彻底和地方士绅为代表的立宪派撕破脸了。
而恰巧，朝廷要收回川汉铁路又不肯填补亏空，这更要士绅们的命了。
发动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蒲殿俊和罗纶，蒲殿俊是四川咨议局议长，罗纶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是四川士绅领袖兼立宪派首领。
可见保路运动最初就是四川立宪派发起的运动。
在他们看来，自己是清朝统治的基本盘，虽然立宪要权，但还是支持清朝这杆大旗的。
结果，反手就把他们老底揭了，让他们面临四川百姓千夫所指，双方关系能不紧张吗？
事实上，除了四川保路运动群情激奋，各地其实也有的。
此前假立宪就引起各地不满，也让大家对清廷的信任度达到了冰点。
而后就是宣布铁路收归国有，虽说给出了补偿方案，但谁能相信这不是朝廷故意为之？是为了掩盖自己假立宪以镇压立宪派的抗议，玩的一手釜底抽薪？
当然，清廷还真没打算借铁路收归国有以镇压立宪派抗议。
纯粹是地方士绅集资修铁路一地鸡毛，各种挪用，还不如清朝自己来修，就算修的再烂也会比地方士绅好。
只是随着保路运动的高涨，事情的走向依旧无法控制了。
当然，一开始还是由回旋余地的。
前面说了，保路同志会的会长和副会长是蒲殿俊和罗纶，也就是立宪派发起这场运动。
而这些立宪派本质上还是支持大清的，甚至保路运动初期，端的还是光绪皇帝的牌位。
以先皇牌位反对现在，说明他们还是支持大清的，只要朝廷收回成命，然后安抚一下，花个几百万两填补一下，这个事情也就过去的。
另一边，重新选内阁，和立宪派缓和一下对立再说。
看载沣不乐意啊，认为保路运动就是民变，撤了不肯积极镇压的代理总督王人文，换上了赵尔丰，让其镇压。
赵尔丰也认为盛宣怀现在过于强硬，委婉劝了一下。
谁知盛宣怀不听，将仅存的川汉铁路现银交给了他和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
这下子可就让事情发生了变化，本来大家还是请愿的。现在发展到抗捐、抗粮，甚至起义了。
另一边朝廷也不肯退让，强令赵尔丰处理。
端方更是弹劾赵尔丰，让朝廷革了他职，好让自己担任四川总督。
9月7日，赵尔丰下令镇压请愿，逮捕了蒲殿俊等人，还打死32位请愿群众。
这下子，彻底不可收拾了，因为保路同志军崛起了。
保路同志会和保路同志军虽一字之差，但天差地别，保路同志会和领导人是立宪派蒲殿俊，而保路同志军呢？是同盟会成员龙鸣剑。
龙鸣剑，1911年11月病逝于宜宾乡下
也就是说，革命党现在领导保路运动了。
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保路同志军开始和清军作战。
四川立宪派因假立宪和皇族内阁不满，铁路收回国有又会让自己亏空彻底保路，请愿又被镇压。
立宪派算是彻底心寒了，革命党趁机崛起，大中士绅大量转而支持革命党，四川遂成燎原之势。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
而四川清军力量薄弱，不得不调湖北新军入川。而湖北兵力一空虚，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的立宪派领袖汤化龙，决定支持革命，也让犹豫不决的黎元洪吃下定心丸。
而湖南立宪派派领袖谭延闿看到势头后，也支持革命。
至此，除了少数立宪派还支持清廷外，大部分立宪派都倒向支持革命党，清朝很快灭亡。
就这个而言，四川保路运动，算是压倒清王朝覆灭的最后一根稻草。
问题是四川保路运动运动究竟保的谁的路呢？
本意是地方士绅维护自己的利益，但阴差阳错，奏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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