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湖北黄石郊外的刑场上，一声枪响结束了程春莲37岁的生命。
枪响之前，她穿着整齐的囚服，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仿佛在准备登台演出。法官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她突然仰起头，喊出那句话：“这不公平！”
程春莲出生在铁山矿区的一间红砖房里，家里五个孩子，父母都是普通工人，饭桌上最常见的是红薯和咸菜。谁也想不到，这样的环境里能飞出一只“百灵鸟”。
她从小爱唱歌，矿区的广播放什么，她听两遍就能完整地唱出来。十二岁那年，县剧团来招生，老师看中了这个眼睛亮晶晶的小姑娘，母亲卖掉家里唯一的下蛋母鸡，凑了三块多钱的路费，把她送进了剧团。
剧团的日子苦得很，天不亮就要起来练嗓，夜里还在练功。冬天手脚生冻疮，夏天背上全是痱子，但她从没说过放弃。十五岁，她成了歌舞团最年轻的正式演员，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她给父亲买了一双新胶鞋。
后来《刘三姐》重新排演，她在上百个竞争者中拿到了主角。那段时间，她成了黄石的名人，商场开业请她去剪彩，挂历上印着她的剧照，走在街上都有人认得出来。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该多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下海”成了时髦词，身边不少人南下去做生意，程春莲看着也动了心，她辞了歌舞团的工作，跑到深圳卖起了时装。
一件裙子能赚几十块，收入比在团里高多了，但她觉得还不够。偶然的机会，她听人说起了石油生意。
那时候石油价格实行两种制度，计划内的便宜，计划外的贵，中间差价很大。程春莲通过过去的关系，认识了一个县石油公司的负责人。饭桌上，她唱了一曲《采茶歌》，对方很高兴，答应每月给她批一些计划内的石油指标。
从此她换了打扮，烫了头发，穿上西装，拎着黑色公文包开始跑生意。她把低价拿到的石油，高价卖给需要的工厂，钱像流水一样进了口袋。
不到两年时间，她买了进口轿车，给父母盖起了三层小楼，还在大酒店里长期包了房间，老家的人都说她有出息，唱戏的成了大老板。
钱来得太快，有时候会让人忘记脚下的路是不是走对了。
程春莲的生意越做越大，但知道内情的人开始觉得不对劲，终于有一天，一封举报信寄到了有关部门，信里写得清清楚楚，连她坐在车里数钱的照片都有。
调查人员找到她的时候，她正想把刚收的钱处理掉，但已经来不及了。办案的人花了几个月时间，跑了七个省市，调取的证据摞起来有两尺高。
审讯室里，她还在说自己是“有功之臣”，解决了工厂用油的问题，那些钱是她应得的“中介费”。直到办案人员从她家天花板的隔层里，搜出了二十多万现金，她才低下头。
法庭上，她的辩护律师说了很多，说她主观恶性不大，对社会危害有限。可她自己却在最后陈述时情绪激动，质问为什么只抓她一个人。
关在看守所的日子里，她每天准时起床练嗓、压腿。执行那天下了点小雨，她走得很平静，除了那句“不公平”，再没多说什么。
她留下的车子、房子、存款，全都被依法处理，父母只收到一张盖着红章的《没收决定书》。
程春莲被执行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因为随着时间推移，石油价格的两种制度逐渐并轨了，“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差价消失了。再后来，她触犯的那个罪名本身也从法律条文里消失了。
不过话说回来，程春莲的故事不是简单的“明星犯罪”，也不是“贪官落马”，而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巨大诱惑时，如何一步步走错的故事。舞台的灯光很亮，但照不到所有的角落，嗓音响亮可以打动观众，但响不过法律的声音。
程春莲用她37年的人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无论站在什么位置，无论有多少理由，有些线是不能越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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