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一代艺术大家刘海粟的定论，除了书画教育家之外，主要就是画家身份，但事实上，书法是其绘画的特定“助力”。《刘海粟书法刍议》一书的独到之处，首先在于第一次以全景式角度，系统对刘海粟的书法以个人化视角加以定位和剖析，明确其书法 “涉足碑学、介入帖学、重返碑学、碑帖结合” 四阶段，本文同时延展及刘海粟与朱复戡近七十年的交往及艺术互动，让人感怀。
前段时间收到白谦慎先生所著《刘海粟书法刍议》一书，一口气读完。从书名始觉犹似文章之名，读完得到确认。由一篇文章拓展成一本书，仍似有未尽之意。该书由顾村言作序，许多评价的观点，与我相近，由此而引发了一些共鸣。
《刘海粟书法刍议》
位于延安西路凯旋路口的 刘海粟美术馆。视觉中国资料图
《刘海粟书法刍议》一书的独到之处，首先在于第一次以全景式角度，系统对刘海粟的书法以个人化视角加以定位和剖析。基于种种原因，对于刘海粟的定论，除了书画教育家之外，主要就是画家身份。这种形象本身已然深入人心，得到了公认。事实上，刘海粟在绘画方面的成就最终对书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揭示了一个极易被忽视的现实——在“书画同源”的外衣包裹下，书法是绘画的特定“助力”。在今天社会化大分工大趋势下，即便是文史哲和诗文书画这样极为密切的门类也变得越来越疏离，有的甚至到了“隔行如隔山”的境地。然而，即便现实真的难以抗拒，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铁律——书家未必是画家，但画家一定是书家。刘海粟书法方面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本书的第二个独到之处是给予了刘海粟书法以明确的分期，虽然因为资料传世相对较少等原因，没有足够数量的作品支撑，却依然确立了发展变迁的轮廓。这对于评价和探讨刘海粟书法是非常必要的。我一直认为，但凡进入艺术史的大家，创作风格必然存在分期。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书画家没有分期的话，就意味着艺术创作的衰败乃至固化。甚至于可以说，大家的判定标准，无外乎风格分期、面目多元、格调统一及原创性等四个重要特征。“分期”所预示的是不断“求变”，精益求精直至完美。这是书画家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见证。刘海粟的书法在有了明确的个人意识之后，大致可分为涉足碑学、介入帖学、重返碑学、碑帖结合等四个不同阶段。刘海粟自述九岁启蒙，取法柳公权《玄秘塔》和颜真卿《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很可能带有“不自主”的倾向，但因为是“第一口奶”，对于终生的字格、气格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因为幸遇康有为而直接取法碑学，受到很大影响。书中有记，1930年下半年，刘海粟35岁时开始向帖学转变。嗣后又有“重返”碑学的选择。“重返”二字尤为点睛，当中涉及取法的自主性问题。因为个性意识的觉醒而“重返”，而后有“碑帖融合”的选择，渐至化境。
刘海粟赠朱复戡《芭蕉樱桃》立轴 设色纸本 1966年作
刘海粟《芭蕉樱桃》立轴（款字局部）
该书的第三个独到之处在于揭示了刘海粟书法的“通常”和“非常”之处，以及彼此间的关联。每个时期、各个地域的书画家不计其数，经历相近或相似者很多，为什么到最后只剩下几个人？
原因在哪里？除了书画自身的淘汰规律之外，主要涉及到如何看待和成功处理“通常”与“非常”的关系。所谓“通常”就是常规的，大家都这么做，也就是必须、必然经历的，比如刘海粟启蒙选择颜柳，几乎是很多中国人学书法之初在个人未有明确个人意识时的既定选择。“非常”之处即个人的独到之处，甚至可能是藏而不露之处，需要细品才能发掘。刘海粟的个人风格根基在颜真卿，大字壮美浑朴，极为明显。一般人止步于临学，更高明者则要深入研究脉络。颜字确有如《大唐中兴颂》摩崖一类的作品，直接汉魏。如果再往上追溯，篆籀之气则源于《毛公鼎》《散氏盘》等金文。学篆书取法《散氏盘》和《毛公鼎》，几乎是所有学书法之人必然要经历的。这便回到了“通常”之处。能够关注到两者取势不同，一横一纵，则又是“非常”之处。如果细品刘海粟临《散鬲铭》的题耑若干字，神似吴昌硕，说明刘海粟在当时也不免受到时风的影响。从刘海粟通临《散氏盘》来看，花费功夫很多，因为不可能一遍成形，并且还加以楷书注释，乃是集临摹和研究于一体的“六经注我”的方式。由此来看，即便取法相同的碑帖，不同书家如何理解很关键，进而如何学才是最关键的，亦步亦趋还是自主扬弃，结果大相径庭。“通常”之中的“非常”之处，即是个人的独到之处。“非常之处”有根本性的作用。刘海粟最终也是选择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刘海粟书札局部
以我粗狭的理解，运用“书法比较学”的方法，可以让刘海粟的历史定位更加具象。首先是个人对比。其一，刘海粟是书画兼善者，他的书法水准和创作方向不能以一个单纯的画家标准来衡量，刘海粟具有明确的书法理念，对于创作实践也很重视。从“以书入画”和“以画入书”的尝试来看，可能受到了八大的影响。毫无疑问，绘画技法对他的书法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笔法和墨法运用，笔法率意，不拘一格，墨法枯淡浓润有多重变化，对比强烈且又能做到浑厚华滋。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刘海粟专门的书法创作并不特别多。值得庆幸的是，刘海粟的很多手札都是以手卷形式呈现，清一色地写于宣纸或皮纸裁成的长卷上，带有强烈的创作意识。这显然又是存在“矛盾”的，但恰恰就是刘海粟真实的书写状态。康有为曾经有过评价：“看你的画，已成大器，但要成为大家，你的字还要跟上去。”很可能正因为这样的关系，使得刘海粟肯在书法上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所以在近当代书坛有一席之地。其二，大字和小字的对比。对于刘海粟来说，大字是书家字，见法度，主要是题词一类，笔法相对单一，接近酬答，多数情况下可能在公共场合，书写呈送的对象极其广泛；小字见性情，主要是日常自我式创作，书写通常有特定的创作环境，比如书房这种独处的私人空间，多见赠予友人、知己和故交的尺牍，赠予对象是特定的，一时有一时之的状态、意态、情态和心态的变化，手札极有古风，也极为荒率，奇正相生、巧拙相生，风格逸笔草草，天真烂漫，内容都是白话文，成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状态和空间等方面的差异，大字和小字差别较大，共同构成了个人笔法乃至风格的全部，见证了刘海粟书法世界的全部。归结到一句话：大字是“有法之法”，所临各家皆有所体现，小字是“无法之法”，基本上是自我挥洒。求变是从技法开始的。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破”——这在诸多手札中非常明显，毛笔头开花，点画不求精到，实是有意为之。“破”也是打破陈规、不拘陈规的意思，所谓不破不立，“破体”不失为一种好的融合创新方法。
朱复戡致刘海粟“一别七载”书札
刘海粟请朱复戡刻“海阔天空”“真手不坏”二印的书札
顾村言曾在该书前言中提及，刘海粟有多封写给老友加挚友朱复戡的尺牍，故针对刘海粟（1896-1994）和朱复戡（1902-1989）二人的交往和交情，作一延展。因为刘海粟很多写给朱复戡的作品，无一不是佳作。
刘海粟与朱复戡相识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彼时刘海粟力邀朱复戡到自己所创办的上海美专任教，曾三顾朱府。1927年，朱复戡担任了上海美专学校的书法篆刻教授，年仅26岁。刘朱两人的交谊长达七十余年。他们自青年时代订交，从国内一直到国外——两位满怀豪情的青年艺术家先后从上海赴法国，目睹众多的西方艺术名作，由此却增加了各自对东方文化认识的高度，愈加坚定了为之倾注毕生精力的信念。刘海粟和朱复戡始终往来密切，直至暮年，情谊不渝，在艺术上相互砥砺，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两人从“诗书画印”创作的相互酬答到彼此唱和乃至邀请推敲文辞内容，互动极为频繁。彼此的交往跨越时空，历经岁月霜河，真真切切，直入肺腑，成就了艺林佳话。
沧海一粟 之一
真手不坏
曾经沧海 之一
海粟审定
刘海粟
早在1912年冬，刘海粟来到上海，便借苏东坡“渺沧海之一粟”句意而取名，从此便有了享誉海内外的“海粟”之名。1925年之际，刘海粟请朱复戡为其刻“沧海一粟”朱文印。两人在印章方面的交流自此拉开了序幕。朱复戡平生为刘海粟治印数量众多。这在朱复戡的个人圈子中，确属不多见。此处列出常用的白文和朱文各八方。最多的是“刘海粟”姓名印，共四方，变化巧妙。其次是为夏伊乔所刻，也可以说是四方。朱文“夏伊乔”二方，另有一方“伊乔女史”和一方“海粟之妻”——这一方很特殊，既有“海粟”之名，又归夏所专用。两方“夏伊乔”略有微调，皆在不经意间施加巧妙变化，大家手笔。其余诸印，各见精彩之处，如“沧海一粟”两方，一为早期学吴昌硕风格，一为中后期成熟风格之面目。两方“曾经沧海”一朱一白，相映成趣。另有一方“海粟审定”专用印。闲章三枚，一方白文“海阔天空”，一方朱文“真手不坏”，从求刻此二印的手札可见，刘海粟在札尾画上形状，朱复戡亦遵照其指定要求刻好，可谓心心相印。老一辈人即便再忙，时不时也要奉上书札一帧，不仅成为友情的见证，无意中也留下了许多的珍贵史料。最有意思是朱复戡所刻白文多字闲章“昔吾师黄山，今作黄山友”，记录了两人皆以黄山为师、为友，见证了共同的志趣和爱好。
夏伊乔
昔吾师黄山，金为黄山友
刘海粟写给朱复戡达一千多字的书札
2024年10月28日至2025年1月15日，“百年吞吐——刘海粟书法大展”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亮相。其中的刘海粟致朱复戡尺牍长卷堪称个人代表作，书写具体日期在1977年10月2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这封信竟然写了一千一百多字，极为罕见，可谓纸长情长。哪怕在非常岁月中，两人也未完全中断联系。刘海粟言及自己当时的困境，表示“凌然无惧，刚毅不屈”。
刘海粟“夏间病暑”札本
值得一提的是，刘海粟1973年八月廿四日的“夏间病暑”尺牍，则是另一件堪称“标志性”的作品。此时刘海粟的笔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老境，抖动较甚，然不拘成法，随意之极，一看便知主要是画家笔法。对比朱复戡尺牍来看，铁画银钩，风樯阵马，真力弥漫，至老不衰，明显是金石家的笔法。两人的性格存在很大差异，无疑是书风个性差异很大的主要原因。有意思的是，两人通信，刘海粟大多是公元纪年，朱复戡作品上主署天干地支。朱复戡称刘海粟“海老”或“海老大师”，尊敬之情溢于言表。刘海粟则称朱复戡为“老友”。两人之间不仅存在直接的交往，彼此圈子也有共同的朋友。只要有机缘，一定会托人问好，常提及的有马公愚、钱瘦铁和周炼霞诸人。朱复戡在丙寅夏，时年87岁，为刘海粟作品集写就序言，因为彼此了解，一挥而就，推崇刘海粟“名动国际，无庸赘言”。人老情多，读之不胜感慨。
朱复戡致刘海粟“关于水龙吟长松歌调整后反响”书札
刘海粟书挽朱复戡“瀛海沪滨”联
1989年11月3日朱复戡去世，刘海粟特别书联“瀛海饮迟今祭酒，沪滨痛失劳郑虔”，上款有“复戡老友千古”。下款是夫妇二人共同署名。这件对联无疑是刘海粟向终生老友朱复戡最后的告别。全联风格特别，字形意在楷隶之间，既有颜书的雄放，又有《郑文公碑》的宽博，尤其是“祭酒”二字，明显出自郑碑。由此而言，对于刘海粟的碑派取法，会有新的认知。五年后，刘海粟遽归道山。
纵观刘、朱二人近七十年的交往，是建立在相互欣赏、彼此砥砺的深厚基础之上的。刘海粟在评价朱复戡的金石书法时曾由衷地发出感叹和称颂：“……笔墨之间，渊然有思，醰然有味，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晚年的刘海粟对朱复戡仍是钦服欣赏不已，曾坦言：“论名气，我比朱复戡大，而论本事，则朱复戡比我大。”这番由衷之言，无疑是这段艺林深谊最动人的注脚。刘海粟和朱复戡的诗书画印交流，不仅是两人情谊的见证，更是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中足以传诸后世的佳话。
来源：薛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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