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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康,皇宫内外的空地上遍植桑树,不少房间腾出来,搭起无数匾架,宫女们穿梭似的出入忙碌。这是宋文帝刘义隆鼓励在宫内养蚕,作为全国大办农桑的榜样。
宋文帝笃信“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多次下诏要求地方官员督办农业,不仅提倡广为种麦,而且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修坡开田,种植水稻,同时大力发展蚕桑、苎麻、树木、水果等各业。
1、“流水”的荆州刺史
429年(元嘉六年)宋文帝派他的弟弟刘义恭担任荆州刺史。
刘义恭走马上任后,收到宋文帝的一封劝诫信,大意是:
“国家政事多么繁重,多么艰难!虽然我们今天可以在祖先创立的基业上守成不变,但今后是危是安的责任都在我们身上,应该小心翼翼地挑起这副重担。你的性情偏急,是莫大的弊病,希望你常常抑制自己,深以为诫!你每月花钱不要超过三十万,如果能节省一点更好。
荆州的府舍,稍加修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翻造追求新异。审理刑狱,要虚怀多听实情,切勿加以个人喜怒,更不能自矜聪明,随意决断。爵位、车辆、官服等,不能随意赐给别人,对平素亲近者更应慎重。我自己对左右的人就赏赐很少,但外人的评论并不以为我做得不对。衣食住行注意节俭,嬉戏游乐不宜太过。应该常常和僚属们谈心,如果跟他们疏远,缺乏这点普通人情,还怎么能通晓百姓的心情呢!”
刘义恭自幼聪明,长得眉清目秀,原是刘裕最宠爱的宝贝儿子,吃饭睡觉都不稍离身边。刘裕平素节俭,其他几个儿子的饮食都较简单,唯独刘义恭爱吃什么就给什么,他水果糕点之类从不离嘴。宋文帝即位后,在这方面照样迁就这个弟弟。刘义恭自小娇生惯养,大手大脚,哪里听得进宋文帝关于节俭的劝诫,每月的花销大大超过给他的特别开支三十万。
之后他重新入朝执政,每年竟花费二千万以上,宋文帝只得另予补贴。但刘义恭治理地方及辅佐朝政,却接受了刘义康擅权覆没的教训,事事奉行圣旨,从来不打折扣,颇得宋文帝的欢心。
刘裕的遗诏要求几个儿子轮番担任荆州刺史。这是因为荆州是长江上游的重镇,土地之广阔、物资之丰富、兵力之雄厚均占全国半数以上,素为是非之地。即使是皇族坐镇,也要防止时间长了尾大不掉而割据一方。因此刘义恭、刘义庆先后担任荆州刺史,随后又由衡阳王刘义季去替换。
刘义季上任后,遇到巴蜀祸乱,连年用兵,府库告竭。他平素就较节俭,这时更是带头省吃俭用,不滥花一文钱。不几年,就恢复了元气。有一年春寒料峭,刘义季率众打猎,途遇一个老翁披着草垫子在耕田。随从们嫌老翁挡道,驱赶他远避,老翁却不买账,怒斥道:“农时不可失,你们怎么乐于打猎而驱走老农?”
刘义季听到了,停马赞扬说:“这真是一位贤人!”命令左右赏赐粮食给他,老翁坚决不受也不肯说出姓名,转身走了。
刘义季不喜读书,书法更差,写出字来就如鬼画符一般,文书往来都由别人代笔,他签上名字而已。但他在宋文帝的督促帮助下,尚能认真处理政务,只是对酒特别嗜好。
宋文帝屡加谴责,有一次发下诏书规劝:“谁没有过失?能改就是可贵。酗酒不仅伤害事业,也会损坏你的身体和生命。我们一家都无此恶习,不知你从何得来?”
刘义季虽然一再引咎自责,但本性难改,昼夜不离酒杯,终于得了重病。宋文帝派人带了药品去护理他,并再下诏书说:“我常担心会到如此地步,即使你不以国家为怀,也不能把生命置之度外呀!如今你自食恶果,可叹可恨!”
刘义季当了五年荆州刺史,又由南谯王刘义宣去接替。刘义宣生下来就是短舌头,平时话都讲不清楚,也没啥才能。宋文帝给他的手诏说:“师护(刘义季小字)在荆州虽然没有特殊的政绩,但名声很好,士庶平安。你去后,如有一事做得不及他,别人就将责怪于我。望你自勉,不要让人横生议论。”
刘义宣到任后,却也勤奋为政,办事都还说得过去。
刘义季将荆州移交刘义宣,被任命为南兖州刺史,宋文帝设宴饯行。当日早晨,刘义季叫几个儿子及大臣不要吃东西,说是到了武帐冈就有美肴可餐。但直至傍晚,还没见酒食送到。人人饥肠辘辘,嘴里不免嘀咕起来。宋文帝正襟危坐,摆着脸教训说:“你们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没见过百姓的艰难。现在特地让你们尝一下饥饿的苦处,使你们知道为什么要以节俭处世。”
节俭是刘裕遗留下来的美德,宋文帝确实是坚持着这样做的,他在位时没有修建过宫殿。节俭的根本在于体恤民情,刘裕在世时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好事,宋文帝也照办不误。
2、元嘉之治的水分
元嘉七年(430),宋军北伐进军司州、兖州,军费都由国库开支,不另增加百姓的负担。元嘉十七年,有几个州发生水灾,宋文帝下诏免除灾区的租税,并调拨粮食和种子,历年拖欠的粮赋,都减半征收。他的诏书还要求除去苛捐杂税及有害于百姓的各种差役。
宋文帝对于心腹大臣的过错也不包庇。当年刘湛被杀,庚炳之被任命为尚书吏部郎,参与朝廷机密。范晔死后,他更成为宋文帝的心腹之一,升任吏部尚书,权势炙手可热,朝野为之侧目。
庾炳之是东晋司空庾冰的后代,他在刘湛和殷景仁的明争暗斗中,左右逢迎并帮助宋文帝与殷景仁相互联络。他肚子里没有多少学问,威望不高,掌权后逐渐暴露了狂躁和贪婪的本性。有时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声斥责宾客,甚至骂个狗血喷头。
庾炳之还特别喜欢清洁,家中一尘不染。一些士大夫去拜访他,辞别时,脚还没出门,他就催令仆吏洗拭客座,真叫人难堪。吏部是管理官吏任免官员的机构,庾炳之办事不公平,还趁机接受贿赂。
庾炳之的朋友张幼绪想做县令,庾炳之一家老小都伸手向他要东西,使他难以应付,最后虽如愿以偿做了县令,但在别人为他庆贺送行时他却摇头叹息说:“我虽得到一个县,可却背了三十万的债。”
有一个姓夏侯的宾客拜见庾炳之,有事相托。庾炳之问他:“你家里有好牛吗?”客人答:“没有。”又问:“有好马?”回答:“没有好马,但有一头好驴。”庾炳之厚颜无耻地说:“正是我所需要的。”
广州刺史刘道锡升迁就任是庾炳之推荐的,庾炳之就此向他索要嫁女的财物。刘道锡送的铜炉要四个人才勉强扛起来,加上其他物品,总共花了一百多万钱,庾炳之还不太满意。
有人给庾炳之送了数百根木材为他修建房子,还伪造契约算是卖给他的,掩人耳目。
原先,庾炳之有一些过失被人告发,宋文帝还打算宽恕他,又想让他离开朝廷去担任丹阳尹。尚书右仆射何尚之竭力反对,他说:“受贿数百万,还能得到如此高官厚禄,恐怕忠心为国的人因而叹息不愿尽职,贪赃枉法的人会逐渐增多起来。”
宋文帝得知了庾炳之受贿的详细情况后,立即将他削职为民。
自从东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刘裕剪除异己、独擅大权开始,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共约四十年时间,基本上没发生很大的战争,百姓没有远走服役,除了每年应缴的赋税外,再无更大的负担。农民朝出暮归勤劳耕作,收入大都可以归己。生活相对安定,经济蒸蒸日上。旧史夸张说:打下的粮食,家中放不下,堆在野外也没人去偷。
丹阳及会稽一带地濒大海,傍靠湖泊、开发良田达数十万顷。这块地区如遇大丰收,附近各郡都不愁没粮吃,西汉时农业最发达的长安、鄠县地区望尘莫及。再有荆州和扬州的鱼盐木材远销四面八方,丝绵麻绢可以满足全国的需要。物价平稳,每月有两斛米、一千钱收入的人家就可以丰衣足食,经常吃上大鱼大肉。因此每年秋收及过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成群结队,欢颂升平。
元嘉年间是刘宋统治的鼎盛时期,人民生活能暂避冻饿之苦。历史上称为“元嘉小康之治”。查考史籍记载,宋文帝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措施,只不过在相对承平的时期里注意发展生产和坚持节俭而已。
3、《世说新语》的作者
在元嘉之治的年代里,一部驰名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世说新语》问世了。
《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403-444)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堂兄。刘义庆原是长沙王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给临川王刘道规。刘道规死后,刘义庆袭爵为临川王。
刘义隆和刘义庆这堂兄弟俩,从小一块儿长大,关系非常密切。刘义隆即位,刘义庆一直在他身边参政,曾任秘书监、丹杨尹、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等职,以后又出任荆州刺史。刘义庆本性谦虚廉洁,经常拒绝接受官场的送往迎来以及亲朋僚属馈赠的礼品。他治理荆州八年,河清海晏,物阜民丰。元嘉之治的国泰民安,应有刘义庆的一份功劳。
刘义庆素来简朴,没有什么特别嗜好,从来不浪费财物。只是晚年崇信佛教,奉养大批僧徒,花了不少钱粮。宋文帝对刘义庆在荆州一百个放心,但刘义庆知道宋文帝猜忌多疑,又诛杀了不少大臣,唯恐别人过多擅权,因此一直怀有戒心。
刘义庆少年时喜欢骑马习武,他知道如果在荆州大搞武备,会引起宋文帝怀疑,因此立誓决不再跨马背,转而和文人雅士相互来往。陈郡袁家大族的袁淑博学多才,被任命为他的谘议参军。吴郡人陆展、东海人何长瑜及鲍照等,都是当世有名的笔杆子,全成了他的幕僚。
何长瑜才华超世,却喜欢开玩笑。他在江陵写信给同族人何勖,对刘义庆的僚佐们逐个讽刺挖苦一番。
何长瑜丑化陆展道:“陆展染白发,欲以媚侧室(妾)。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这些打油诗不胫而走,江陵一些喜好调笑的青少年以此为蓝本,添油加醋,对于有点名气的人士都作了辛辣嘲讽的歌谣,闹得满城风雨。刘义庆得讯大怒,报请宋文帝批准,将何长瑜从记室参军贬为广州所属的一个县令。
刘义庆随后调任江州刺史。约一年后,彭城王刘义康在朝失宠,被调到豫章。两人相见,担心不知何人将要遭殃,抱头痛哭。宋文帝得到这个消息,很不高兴,下令要刘义庆回朝。刘义庆忧心忡忡,吃不香,睡不甜。他的伎妾们常听见有鸟夜啼,便告诉他这是喜讯将至。不久,宋文帝下诏任命他为南兖州刺史。
刘义庆这才放了心,并为此写了《乌夜啼》的乐府,其中的内容并不是欢庆新的任命,而只是一般男女私情的恋歌。其中有两首是这样的:“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情郎)冒暗去。”“巴陵三江口,芦荻齐如麻。执手与欢别,痛切当奈何。”
数年后,刘义庆又以原任散骑常侍、卫将军的官号回朝。444年(元嘉二十一年)死于京师,时年四十二。朝士们都来参加他的葬礼,何勖遇见袁淑,要求他帮助拉何长瑜一把,调何长瑜回朝。袁淑摇摇头说:“临川王才去世,不便立即顾念流放的官员。
”过了一段时间,何长瑜被调任为南中郎行参军,旅途中遇到风暴,翻船溺水而死。
几十年后,《宋书》为刘义庆立传,记叙他曾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又拟班固的《典引》为《典叙》,但却没有记叙他那名声大振的《世说新语》。
因而,后人推测这部书是刘义庆招徕文士,集众手之力而以刘义庆之名所出,也有人说是成于何长瑜之笔。不论如何,《世说新语》的问世,是在刘义庆主持、倡导下完成的。
全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的,他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以及可提供的著书条件又是出书的决定因素。因此,刘义庆确为《世说新语》的主要编写者,无须以种种猜测予以否定。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文献,记录了东汉末年到东晋两个多世纪内士大夫阶层的许多言行,包括政治、经济、文学、教育等各方面的活动。它以笔记的形式写下许多真人真事的片言只语,刻画了各种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名士高僧,不下五六百人。
它从琐碎情节入手,长则数行,短则数语,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风俗习惯。所以《世说新语》决不是街谈巷议和道听途说的大杂烩。
《世说新语》分上、中、下三卷,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轻诋、假谲、惑溺等三十六篇,共一千一百多条。后人赞扬为“一代人物,百年风尚,历之如睹”,这个评语恰到好处。它优美精练的文笔,千百年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对后世笔记散文影响很大。
在刘宋元嘉之治的中期,北魏的疆土在东北和西部又有了扩大,国家内部也有了一连串的变化。以下几节主要谈谈北魏从439年到450年(元嘉十七年到二十七年)的内外情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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