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九合一还没到，岛内的气氛却已经明显紧绷起来。各方都在提前计算选战的风险和筹码，其中一个被反复提到的判断是，只要蓝白真的走到一起，民进党面对的压力就会成倍放大。正因为如此，接下来的布局重点会落在哪里，外界并不难猜。相比地方基础更稳固的国民党，民众党无论在组织还是资源上都还在铺陈阶段，自然更容易成为优先被压制的一端，而黄国昌又恰恰处在这个交汇点上。
这种判断之所以会被认为不是空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法层面的动静来得太快，也太集中。台媒披露，台检调在侦办黄国昌涉贪案时出现了实质性推进，专案小组首度约谈凯思国际负责人李丽娟。紧接着被抛出的，是已经完成过滤的金流结果，指向黄国昌才是凯思国际的实际负责人，而李丽娟被定位为从犯。原本被视为隔离风险的一层安排，在这样的调查结论下，开始显得并不牢靠。
也正是在这样的压力背景下，黄国昌和民众党选择主动调整位置。以他为代表，6名民众党立委签署辞职书，明确把重心转向选战。这一步并不是单纯离开立法院，而是伴随着一套明确的政治说法同步抛出。黄国昌公开喊话绿营，指出既然要去选市长，就不该一边占着立委位置、一边再谈议事责任，既然如此，就该先把立委辞掉。他用自己的辞职把这个标准落到现实中，也等于把问题原样推回给民进党。
这一动作的意义，很快就被放大解读。外界并没有只把它看成选战准备，而是开始讨论它是否会改变原本的风险结构。就在这种讨论尚未平息时，一段更具针对性的提醒被端上台面。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王浅秋的节目中直言，他早在去年就判断，2026年将会是赖清德“大抓人”的一年，可能动用的工具既包括刑事案件，也包括反渗透法，甚至是各种不同名目的法律手段。
他进一步点出关键差异在于身份：有立委身份时，检调行事难免投鼠忌器；一旦卸下立委职务，原本的缓冲空间就会消失，而黄国昌预定2月1日卸任立委，正好落在这个时间点上。
这段话之所以迅速引发共鸣，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耸动，而是因为它恰好与前面的司法进展形成了呼应。金流已经过滤、关键人物已经约谈、责任指向已经被明确，再加上一个清楚标出的时间节点，很容易让人把这些线索连成一条完整路径。于是，黄国昌的辞职不再只是“投入选战”的选择，而开始被视为一种身份切换，一种可能触发下一阶段变化的分水岭。
压力被解释成并非只针对个人，而是同时指向整个蓝白结构。有观点认为，民进党当前的做法是一种极限施压，目的在于压缩蓝白在关键节点上的操作空间，推动2026年前的各项预算，尤其点名110亿军购案。在这种说法里，人事与议题被捆绑在一起：当政治人物被迫应付司法风险时，阵营在预算与政策上的协调能力自然会受到牵制。
到了这里，黄国昌身份变化的现实再次被拉回到讨论中心。他已经宣布辞去民众党立委职务，这意味着萧旭岑所提到的那条界线，不再只是推测，而是进入倒计时状态。2月1日之后，检调是否会选择加速动作，也因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不过，讨论并没有停留在单向悲观的判断上。另一种声音认为，从目前蓝白合的节奏来看，地方层级的合作仍在推进，例如国民党可能礼让民众党参选嘉义市长，这类安排并非空谈。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要彻底破坏蓝白合，并非没有成本，也未必能够一击奏效。最后，视角被抬高到更宏观的层面，强调两岸走向终究是更长时间尺度下的问题，而眼前这一连串围绕辞职、司法与选战的拉扯，仍将随着2月1日之后的变化继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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