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我看到新的希望了。”黄枭腾站在父亲坟前，手里攥着湖南省检察院的申诉受理通知书轻声说道。
这一刻，距离父亲黄振扬逝世已近九年。
2017年4月25日，黄振扬抱憾而终，临终前将儿子叫到床前嘱咐：“我的案子，你还是要帮我努努力。”这位前桂东县邮电局职工在1986年因一桩54万元的锡锭生意被定为诈骗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从那一刻起，黄振扬踏上了一条长达三十多年的申诉路。正义在他去世之前一直缺席。黄枭腾从父亲手中领过接力棒，继续着这场跨越整整四十年、持续两代人的正义追求。
2025年10月27日，案件迎来了转机——湖南省检察院正式受理了黄振扬案的申诉。尽管过去两个月里，还没有新的消息。
一桩改变命运的生意
时间回到1984年12月，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35岁的黄振扬是桂东县邮电局的一名报务员，由于翻建老宅和母亲病故，家庭经济拮据。
在单位领导同意后，他利用工作之余干起“提篮子”的活，通过介绍业务赚取中介费补贴家用。
彼时，福建寿宁县外贸局业务员张世明找到黄振扬，希望他帮忙介绍锡锭货源。郴州是锡矿重要产区，黄振明得知桂东城关镇有锡锭存货后，便答应帮忙。
因货源特殊，需要现款提货，黄振扬要求张世明先预付货款。张世明同意汇款，但要求款项必须进入国营单位账户。
黄振扬找到在桂东县饮食服务公司工作的同学胡某，说好通过交管理费的形式，借用公司名义做生意。
他又请托在法院当法警的同学，在合同上盖了桂东县法院食堂专用章，盖章时遮掉了“食堂专用”字样。
第二天，张世明发现公章问题后提出质疑，黄振扬如实相告。在张世明要求下，他们又补盖了饮食服务公司的公章，随后办理了54万元货款的进账手续。
黄振扬和儿子黄枭腾
为履行合同，黄振扬四处托人寻找锡锭，并根据货源情况向衡阳供货单位汇款36.5万元。
然而，寻得的货物均不符合张世明要求。1985年8月5日，张世明从衡阳发电报给黄振扬：“有货都不要了，立即退款”，单方面提出终止合同。
黄振扬第二天便主动退还了账户上的15.5万元货款。由于饮食服务公司欠银行贷款，账户上剩余的38万元被银行冻结，后由工商局处理退还。
最终，寿宁县外贸局共收到退款53.5万元，仅剩5000元未还。黄振扬自己又退还了3100元，实际只剩1900元未能清还。
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
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然而命运却给黄振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985年9月7日，桂东县法院致信公安局，称在调查法院食堂公章被伪造过程中，发现黄振扬涉嫌诈骗。次日，公安局立案侦查，黄振扬被带走，虽曾获准取保，但在12月28日被正式逮捕。
1986年11月26日，桂东县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由于当地无人愿意为黄振扬辩护，最终只能由一名刚毕业无律师证的村民周金华担任辩护人。
法院认为，黄振扬作为国家职工，在无营业执照的情况下，“采取欺骗手段，非法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骗取货款54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判决书称，本应从重处罚，但鉴于案发前退回了大部分货款，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我父亲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中间人，不构成诈骗。”黄枭腾回忆道。黄振扬提起上诉，但郴州中院维持了原判。
在狱中，黄振扬因表现良好获减刑2年6个月，于1993年刑满释放。
漫漫申诉路
“回到家，我看到我爸站在厨房看我妈做晚饭，我弟跑过来问我‘哥，这是谁？’，我说老爸呀。”黄枭腾清晰记得父亲出狱那天的场景，“我爸这时走出来，把我和姐姐弟弟抱在怀里大哭。”
出狱后，黄振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这个案子好冤”。他不断向各级法院申诉，但次次被驳回。他给时任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杰写信，虽然获得了批示，却依然无果而终。
2005年，黄枭腾有了一定经济能力后，决定兑现承诺，为父亲打官司。他陪父亲在长沙“疯狂找律师，求助记者和热心人士”。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朱培立教授关注此案后，公开发文《建议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黄振扬案纠错》。他在文中指出：“只要郴州市检察院、法院查清这些冤情和疑点，就足以判决黄振扬无罪。”
在各方努力下，2009年10月14日，郴州中院决定对黄振扬案进行再审。然而希望之后却是更深的失望——2010年7月6日，法院维持原判。
朱培立教授直言，如果当时没有“内部人员干扰”，黄振扬案绝对不会维持原判。黄枭腾也表示，再审庭审后，审委会曾讨论通过无罪判决，但上报省高院后却被驳回。
黄振扬案也引起了时任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的重视。2013至2015年间，他三次致信湖南省检察院、省高院和省委政法委，希望重审此案。
然而，2014年3月24日，案件被移交郴州市检察院办理后，申诉再次被驳回。
黄枭腾回忆，当时“去了四个检察官和他谈，表示以司法救助的形式可以补15-20万”。他告诉父亲，若愿意可拿钱算了，但黄振扬坚决拒绝。
“他不要钱，要去上访。”黄枭腾说，父亲甚至舍不得坐一块钱的公交车，在长沙待了一个月，却连有关部门的门都没能进去。
为父洗冤的决心
长期奔波使黄振扬身体日渐衰弱。在儿子劝说下，他一度想要妥协。就在当地办理养老金和司法救助的过程中，2017年4月25日，黄振扬突发疾病去世，计划落空。
父亲病危时，把黄枭腾叫到跟前嘱咐：“我的案子，你还是要帮我努努力。”这句话让黄枭腾从此肩负起为父洗冤的责任。
在去过的八年多时间，他几乎尝试了所有渠道：请律师代写申诉状，请媒体报道案情，自己撰写文章，甚至跑遍所有相应的部门，逐级信访。
2025年7月28日，黄枭腾踏上进京上访的艰难之路。 北京的夏天炎热而漫长，这位来自桂东的汉子穿梭在繁华都市中，面对陌生环境和复杂人际关系，始终坚持着信念。
地方政府得知他进京上访后，接连派了几批人员前来协调沟通。 压力之下，黄枭腾却更加坚定。
从北京回来后，当地提出给予90万元，条件是息诉息访。黄枭腾拒绝了：“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说自己是被冤枉的，我这么多年替父喊冤，不是为了钱，只想还父亲一个清白。”。
县里召开了听证会。黄枭腾在会上直言：“当年跟我父亲合伙做生意的人都还健在，有本事你们把他们也抓去坐牢，这样我就息诉息访。你们就给我父亲一人定罪，这不是欺负人吗？”。
案件的转机
在黄枭腾不懈努力下，2025年10月27日，其父黄振扬诈骗罪一案的申诉获得湖南省检察院受理。
代理律师在深入研究案卷后认为，这是一起明显的错将合同纠纷当作刑事犯罪的案件。
“黄振扬的行为完全不符合诈骗罪的构造。”律师分析道，“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且与张世明约定的合作模式也不需要其具备销售锡锭的授权或资格，他只是中介角色。”。
律师指出，原裁判错误地认为于“锡锭中介”必须有锡锭现货，错误地认为干“房产中介”的自己必须有房子。这种逻辑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
最值得注意的是，“受害人”张世明本人从未认为自己是诈骗受害者。
他在1986年6月25日的调查记录中陈述：“在签订合同以后到我们汇款以前，我们没有发现他有诈骗的目的，也没有想到他会诈骗我们。”
与黄振扬案相似，近年来中国司法系统在纠正冤错案件方面展现出新态度。如最高检在2021年就通过一场公开听证会，成功化解了一位八旬老汉长达十年的行政争议。
最高检副检察长杨春雷当时强调：“把案子办成铁案，真正做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就必须依法办理。”这一理念正在越来越多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
2025年，与黄振扬案同时期，黑龙江逊克县通过县乡综治中心联动，成功化解一起持续多年的父子土地债务纠纷，修复了濒临破裂的亲情关系。
2025年，江苏南通崇川法院判决一起案件，明确成年子女对未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的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
这些案例都彰显了中国司法系统在实质性化解纠纷方面的努力。
对于黄枭腾来说，四十年来正义虽然迟迟未到，但终于显露出一线曙光。“很多人包括同事、家人都劝我不要搞了，搞不赢，可我就是不放弃，在有生之年我一定穷尽一切，为父亲讨个公道。”。
岁末的寒冬，黄枭腾再次站在父亲坟前。湖南省检察院的受理通知书被他小心翼翼地复印了多份，原稿珍藏在家中，复印件则随时带在身边。
“如果这次能够平反，我会把判决书烧给父亲，让他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公道在。”山风吹过，黄枭腾的目光望向远方，四十年的光阴在那一刻仿佛凝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