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在不同的境遇中孕育着不同的希望与危机，老照片里的每一个场景都藏着时代的温度。
1941年，重庆，国民党政府要员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宴会的场景。照片由美国摄影师卡尔·迈登斯（Carl Mydans）拍摄，照片中前排就座并用筷子吃碗中食物的几位主要人物（从左至右大致识别）：戴季陶（蓄长须者）、宋美龄、蒋介石、孙科（孙中山之子）以及其他人士包。
该运动由蒋介石于1934年在南昌发起，核心是恢复传统“礼义廉耻”四维，结合儒家道德、基督教影响和军事化纪律，目标是通过改造民众日常“衣食住行”习惯，提升国民素质。蒋介石曾批评普通中国人吃饭习惯混乱：“吃饭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餐具零乱，吃饭以后弄得菜汤饭屑狼藉满地……简直和野蛮民族一个样。”
1944年，在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虐中原与南方省份，家乡被战火摧毁的无数中国民众沦为难民，扶老携幼、背负破烂行李，涌向火车站寻求一线生机。
这张老照片捕捉了一个小车站内的场景，简陋的木棚下，难民们席地而坐或倚墙而眠，妇女儿童居多，有人低头缝补衣物，有人抱着婴儿喂食，有人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头顶悬挂着破布和篮筐，地上散落着锅碗瓢盆和少许干粮，空气中弥漫着疲惫与绝望。
许多人携带着全部家当，等待西去的列车逃往相对安全的后方，却往往因车次有限而长时间滞留，饱受饥寒与疾病折磨。
1944年延安，林彪（中间戴军帽、用勺子吃饭者）在窑洞内招待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或“迪克西使命”）成员。
照片中三人就座用餐，桌上摆放简单菜肴，中间点着一支蜡烛照明，当时陕甘宁边区物资匮乏、电力短缺。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共18人抵达延安，由上校包瑞德任组长，主要成员包括外交官谢伟思、卢登等。目的是考察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收集日军情报、营救美军飞行员，并评估潜在合作。该组是美国政府首次与中共正式接触的官方代表团。
观察组成员对延安印象深刻，许多报告称中共地区“生机勃勃、廉洁高效”，与国民党控制区形成对比。但战后因冷战，该组报告及成员（如谢伟思）遭麦卡锡主义迫害。
1947年，北京清华园的西体育馆，校庆来宾、校友、师生在体育馆内集体用午餐。
体育馆内人头攒动，数百人围坐在长条桌旁就餐，桌上摆放碗筷、茶壶、简单菜肴，氛围喜庆而有序，不远处可见篮球架，确认这是体育馆内部而非专用餐厅。当时清华专用食堂有限，大型聚餐常借用体育馆空间。
1947年，延安，国民党军官和记者采访被俘的延安公安局科长韩继恩，众人专注倾听，有人记录。
1947年3月13日至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西北野战军掩护转移。3月19日下午，胡宗南部进入一座空城延安，蒋介石和胡宗南大肆宣传为“陕北大捷”，声称歼灭共军主力、俘虏众多。
为扩大宣传效果，国民党国防部组织中外记者团于4月4日飞抵延安参观“战果”。韩继恩在撤退中被俘，他配合国民党讲述“共军内情”、带领挖掘掩埋的情报文件，成为宣传焦点。
1947年，南京街头，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学生的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照片中，上百名青年学生，高举右拳、齐声高呼口号，脸上充满激昂与愤怒。有人手持纸张或传单，队伍浩荡，氛围热烈而悲壮。她们代表青年一代对内战造成的民生凋敝的抗议。那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成为许多人缅怀的青春记忆。
1948年秋，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对杜维屏等人的公审现场。照片中，四名被告站在被告席上（从左至右包括杜维屏及其他从犯），两侧为军警看守，法庭后方坐满旁听者。这正是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中著名的案件之一。
被告席中央偏左的年轻人就是杜维屏（杜月笙的三儿子，时年约30岁），时任中汇银行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重要人物。他是上海滩知名“太子爷”，父亲杜月笙为青帮大佬。
1948年8月，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挽救经济危机，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虎”（打击囤积投机）。蒋经国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逮捕60多名工商界大佬，包括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造纸大王詹沛霖等。杜维屏作为“大老虎”之一，于9月2日前后被捕。杜维屏被判8个月有期徒刑（一说6个月），后缴纳罚款获释。
抓捕杜维屏本是蒋经国显示铁腕的举动，但杜月笙在工商界大会上公开“将一军”：承认儿子违法，但要求一视同仁查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蒋经国迫于宋美龄压力，无法彻查扬子公司，最终“放虎归山”，威信尽失。“打虎”行动从此瓦解，11月蒋经国黯然离沪，金圆券改革彻底失败，加速国民党经济崩溃。
1948年6月29日，国统区教育局门前的一次教师静坐示威活动。照片中，数百名私立小学教师手举横幅，高唱自己创作的罢工歌曲，表达对生活困境的抗议。
照片中央的横幅上写着：
日子过去快如箭
胜利已经两三年
百姓的生活依然苦赶
吃不饱穿不暖
吃受苦受苦难
呼吁一声呼吁将
大家一起想一愁呵，生活为什么这样难
1948年是中国内战后期，国民党政府为支撑军费，大量滥发法币，导致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上半年，物价飞涨，2月一担米300万元法币，6月涨至1000万元。教师、公务员等固定薪资阶层受冲击最重，薪水瞬间贬值，无法维持基本生活。
1948年8月，国民党被迫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1金圆券兑300万法币），但改革失败，通胀更剧烈，最终加速国民党在大陆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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