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朝鲜使者金昌业在蓟州发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现象。
他在蓟州城南，发现有一座安禄山祠，香火颇盛，当地人以祈冥佑。
他询问当地人，得到的答复是：此河朔旧俗，安禄山、史思明皆有祠，号曰“二圣”，至今不废。
这一下直接把朝鲜使者整不会了，他在记载中提出疑问：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唐朝人，自唐以后，历五代、宋、元、明，至清，已经千年过去了呀！何况，河北地区已经是京畿近地了，地处元、明、清的皇城边上呀！怎么“终不去毁”，当地人还在击败安禄山和史思明呢？
朝鲜使者的困惑自然是非常正常的。
对普通百姓来说，安禄山、史思明所发动的安史之乱，使天下陷入八年之久的战火，人口锐减、千里焦土！
如此，百姓恨他们还来不及，又怎么还有人把他们尊为圣，长期祭拜呢？
对历代帝王来说，安禄山、史思明，可谓是“乱臣贼子”的代名词呀！
如此，历代朝廷又如何能容许有人祭祀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乱臣贼子呢？尤其是到了明清之时，这些祭祀活动就在皇城边上，朝廷不可能发现不了，管不了呀！
既如此，河朔地区，安禄山、史思明何以被祭拜了千年之久呢？
唐代河北地区对安禄山的推崇1：藩镇势力的“神社”
这一切，要从安史之乱说起。
河北地区，是安禄山、史思明的根据地，也就是说唐政府所说的”巢穴“。
安史之乱打到最后的时候，由于大唐消耗巨大，外加吐蕃已经威胁到了长安，唐政府实在打不动了，就跟叛军将领妥协：只要愿意归顺，就可以继续在河朔地区做藩镇。
于是，叛军将领李怀仙、田承嗣、李宝臣等人分别被任命为河朔地区的节度使。这些节度使“自署文武将吏，赋税自收，不入于朝廷”，形成了“国中之国”，割据河朔百余年，终唐之世不能解决。
而对这些藩镇来说，他们要维系自己的割据地位，关键是两点。
对外，是以武力和政治手腕与朝廷周旋，获取朝廷的承认，以获取割据的合法性。
对内，则是要发展和维护割据势力的内部凝聚力。
而要发展内部凝聚力，首要问题就是：推崇谁，忠于谁？
其他地方，讲的自然是要推崇唐朝皇帝。
但河朔要搞割据，随时要跟唐朝皇帝干架的，自然不能推崇唐朝皇帝。
以田承嗣之类的割据者为故事推崇对象吗？
他们的威望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而安禄山、史思明，也成了现成的推崇对象。
推崇安禄山和史思明，是曾带领他们一起“大闹天宫”的老领导，在河朔将士中一直很有影响力。
田承嗣等割据者，明里暗里宣传推崇安禄山、史思明，就是在内部以安史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以此继续维系割据势力的内部凝聚力。
于是，推崇安禄山、史思明，也就成了藩镇们的选择。
田承嗣曾公然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尊称为“四圣”。
后来，在朝廷的压力和笼络下，田承嗣毁掉了祠堂。
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官样表现，只要河朔藩镇要继续搞割据，对抗朝廷，就还是要在各种场合搬出安禄山、史思明来推崇。
所以，后来割据势力虽然没有再公开、明面的推崇安禄山、史思明了，但仍然在内部推崇安史。
这一地方割据势力的推崇，一推就是100多年，以至逐渐形成了“旧俗”。
唐代河北地区对安禄山的推崇2：藩镇势力下民众的推崇与朝廷的无能为力
当然，要形成一个延续千年的“旧俗”，自然不可能只是割据势力由上至下的推崇所至。
更重要的，是在民间形成的“旧俗”。
那么，对安禄山、史思明的推崇，何以成为民间推崇的呢？
重点有四。
1、河北地区当时的“胡化”严重。
自魏晋以来，河北地区便是胡汉杂居的核心区域，突厥、契丹、奚族等少数民族陆续迁徙至此，形成了独特的胡汉交融文化。
到唐朝时，河北地区的“胡化”程度已经非常深了，胡旋舞、袄教祭祀成为民间主流，而连卢氏这样的豪门大族子弟，也竟然“不知有周公、孔子”。
这种情况下，“不事周孔，唯事武勇”，成了当时当地的文化特色。
这些，与中原地区传统文化自然差别极大！
所以，当时河朔地区不会因为安禄山、史思明“乱臣贼子”的形象而受到影响。
2、河朔地区当时对大唐的统治的印象不及对安禄山及藩镇的印象。
自唐初起，大唐朝廷在河北留下的印象一直不是很好。
隋朝末年，窦建德雄踞河北，“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河北百姓对其印象极好。
可惜，虎牢关之战，李世杰擒斩窦建德，随即在河北推行高压政策，不仅诛杀窦建德旧部，还强行征青年入伍，引起河北民众强烈不满。
后来，刘黑闼起兵，李建成采纳魏征之策缓和矛盾才平定叛乱，但当地民众对大唐中央的认同感一直不高。
而且，唐朝初期，河北是帝国的战略要地和经济重镇，不但承担着防御重任，还通过大运河输送粮食财赋，在当地的索取比较重。
相反，安史作乱时期，虽然祸乱中原，但在河北地区还推行了减免赋税的政策，并且所掠夺的物资多输送回到了河北；而后世藩镇为巩固统治也比较注意缓和矛盾，多有兴修水利、改善民生的举措。
因此，河朔地区的民众，当时对朝廷的认同感不强，反而对藩镇有一定的认同感。
如此，藩镇推行的感怀安史的那一套，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3、安禄山等人在当地一些少数民族中曾经获得过宗教地位；
当时，沃教在河朔地区极为流行。
而安禄山在沃教中就有光明之神化身、沃教大祭司的身份。
这是当时安禄山为了凝聚胡众而进行的活动，在其失败后，其宗教身份仍然存在。
而袄教在当时的河朔地区影响非常大，自然有许多民众受其影响，继续祭拜安禄山。
4、朝廷无力干预。
这些事情，当然为朝廷所不许。
然而，朝廷既无力解决河朔问题，自然也就只有忍着。
唐代宗时期，魏博田承嗣公开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庙，朝廷不能以武力征讨，只是让内侍孙知古“讽令毁祠”，而又以官爵笼络，几乎是求着田承嗣毁祠。
而到了唐德宗时期，朝廷为了换取幽州镇出兵，竟然默许其保留“二圣庙”。
后来，唐宪宗一度平定了河朔，所以，唐穆宗时期，卢龙节度使试图改其“旧俗”，发掘安禄山、史思明墓葬，反而激起了当地的强烈不满。
此后，河朔再乱，终大唐之世，再也没有平定过了。
朝廷的无能为力，也就使安禄山、史思明这种大唐的“国贼”长期得以在当地得到祭祀。
如此，安史之乱后一百多年里，安禄山、史思明长期在河朔地区得到祭祀，时间久了，这就成了“旧俗”。
五代、宋、金、元
在河朔藩镇与大唐王朝都覆灭后，安禄山、史思明已经失去了现实政治意义。
然而，对许多普通民众来说，这些都不重要。
对普通民众来说，其诉求是很朴素的，无非是希望风调雨顺，得到保佑。
所以，纪念安禄山、史思明这个已经延续了数百年的旧俗，也就继续一代一代延续了下来。
而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他们也没有禁止，至少没有强烈禁止。
一方面，安禄山、史思明是唐朝的叛臣，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很强的动力去改俗。
另一方面，此后直到明代，除北宋外，其余统治者皆为沙陀、女真、蒙古，他们对安禄山、史思明并没有很强烈的贬斥情绪。
所以，当时河北地区，依然有一些地方有祭祀安禄山、史思明的事情。
比如，南宋王应璘就在《困学纪闻》引《唐鉴》：“卢龙人至今祠禄山、思明，曰二圣。”
明代：官方下令禁止
到明朝建立，朱元璋曾经下令“禁天下祠祀安禄山、史思明”，明令禁止这种行为。
然而，已经受“旧俗”影响600年，依然有一些民众在偷偷将二人牌位藏于家中祭拜，祭祀活动转入地下。
即便明成祖迁都北京，蓟州成为京畿重地，当地的安禄山祠依然未被拆毁。
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
以当时的教育程度，恐怕许多民众根本就不知道安禄山、史思明是什么人，他们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他们只是朴素地希望风调雨顺、祈求冥佑，继续把几百年流传下来的风俗继续下去而已。
而有明一代，似乎也就只有朱元璋明令禁止过，其他时候，朝廷不强调，官员自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改其俗了。
至于到了清朝，就更是没有朝廷明令禁止的记载了。
如此，也就有了乾隆年间，朝鲜使者在蓟州发现安禄山祠的事情了。
安禄山、史思明及河朔藩镇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确实有过一些惠民之举，但是，总体上，这些还远远谈不上够后世纪念的程度。
只不过，在唐朝中后期河朔藩镇割据的特殊情况下，安禄山、史思明成为了“抗拒中央”的符号。
在唐朝之后，对安禄山与史思明的纪念，始终都只是在部分地区存在，并没有遍及整个河北。
而即便是在那些纪念安禄山、史思明的部分地区，民众纪念安禄山、史思明，也不过是延续“旧俗”，他们甚至大多数人未必知道安禄山、史思明是和许人，更谈不上安禄山、史思明还有什么好的口碑了。
至于安禄山、史思明在历史上的真实作为，其所施的少许惠政和正面行为，远不足以抵消其造成的破坏！
如今，那些曾经香火缭绕的安禄山、史思明祠堂已经消失，但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这不仅是对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社会变迁的生动写照，更解释了普通民众在历史洪流中，基于生存需求和朴素情感做出的选择，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地方治理、文化认同与民间信仰提供了独特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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