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那个燥热的七月，牛久军捏着省财贸中专的派遣证，站在小集水镇小学斑驳的铁门前。黄土操场上，几个孩子在踢已经漏气的皮球，扬起的灰尘在夕阳下像镀了层金粉。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这是父亲卖了半袋谷子从镇上供销社扯布做的，为的是“像个公家人”。
数学课教到第三年，牛久军已经能把六年级的分数应用题讲出花来。可他心里那团火越烧越旺：同样是中专毕业，留在县城的同学有的已经副科了，自己却还在为粉笔灰过敏烦恼。
转机出现在千禧年春节。在县交通局当副局长的叔父牛振山回老家祭祖，酒过三巡，拍着侄子肩膀说：“久军啊，你是咱老牛家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不能总窝在小学里。这样，开春我打个招呼，你先到镇党委办帮忙。”
帮忙成了借调，借调成了正式调动。牛久军永远记得二零零二年三月那个下午，镇党委办老主任递给他一串钥匙：“小牛，以后你就负责书记办公室的卫生和文件传递。记住，早上七点前必须打扫完，书记八点准时到。”
他把这句话当圣旨。不仅七点前打扫完毕，连书记喜欢把茶杯放在办公桌左上角、看文件时需要的老花镜放在第二个抽屉左侧，这些细节他都摸得一清二楚。有次书记随口说了句“这鬼天气，嗓子不舒服”，第二天他就在书记办公桌上放了一罐自家蜂场的枇杷蜜。
二零零五年，牛久军提了党政办副主任。公示那天，他特意请了半天假回村，给父母坟前敬了三杯酒：“爹，娘，儿现在是真的干部了。”
权力的滋味像陈年老酒，初尝辛辣，回味甘醇。零七年当上主任，零九年提了组织委员——镇领导班子最年轻的成员。那年他三十二岁，穿着镇里统一订做的藏青色西装，坐在主席台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干部，突然理解了叔父常说的一句话：“在基层，组织委员的位置，就是干部的‘生死簿’。”
刘浅浅是一二年夏天分来的选调生。二十一岁，省师大毕业，穿一条淡蓝色连衣裙站在党政办报到时，整个镇政府二楼突然安静了几秒。牛久军从组织委员办公室出来，正好看见这一幕。阳光透过老式木窗，在她发梢跳跃。
“小刘是吧？我是牛久军，管组织的。以后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他伸出手，感觉到那只年轻纤细的手在掌心停留了片刻。
叔父牛振山已经调到市里当了财政局局长。中秋节家宴上，老爷子抿着五粮液说：“久军啊，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但要记住，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线能近不能过。”
牛久军连连点头，心里却想着刘浅浅昨天交来的思想汇报，那字迹清秀得像她人一样。
事情发生得既偶然又必然。一三年春天，县里要迎检，全镇加班整材料。那晚下大雨，刘浅浅负责的部分有个数据死活对不上。牛久军让她到办公室来，说是亲自指导。
凌晨两点，雨敲打着八十年代安装的铁皮雨搭。当牛久军的手从“指导修改材料”自然过渡到别的动作时，刘浅浅身体僵了一下，却没有躲开。她想起父亲送她来报到时的话：“浅浅，咱家就指望你了。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
三个月后，刘浅浅在镇卫生院妇科诊室外面坐了整整一上午。化验单上“阳性”两个字像两记耳光。她拿着单子去找牛久军，对方正在接市里电话，边笑边说“一定落实”边朝她摆摆手，示意等等。
等挂了电话，牛久军看了眼单子，眉头皱成疙瘩：“怎么这么不小心？这样，我给你个地址，你周末去市里这个诊所处理一下。钱我出。”
刘浅浅没接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她抬起头，第一次直视这个平时总是笑眯眯的领导：“牛委员，我想留下这个孩子。”
“你疯了？！”牛久军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像从牙缝里挤出来，“我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传出去你我都要完蛋！”
最后是两千块钱和一句“好自为之”结束了那次谈话。刘浅浅没去市里的诊所，她请了病假回到三十里外的老家。等她再回来时，肚子已经藏不住了。
风声是什么时候漏的，牛久军至今没想明白。只记得一三年国庆长假最后一天，他刚从县里汇报工作回来，妻子李秀英坐在客厅里，不哭不闹，面前摊着他给刘浅浅发短信的那个旧手机——他忘在抽屉里，充电时被发现了。
“牛久军，我十九岁嫁给你，那时候你还在小学教书。”李秀英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我爸动用了所有关系帮你调动，你叔父才肯帮忙。现在你当官了，就这样对我？”
老岳父李老栓是下午冲进办公室的。这个当过兵的老供销社主任什么话也没说，抡起手中的保温杯就砸过来。牛久军躲开了，杯子在墙上炸开，枸杞和红枣溅了一地。
“姓牛的，你不得好死！”老人被闻讯赶来的干部拉开时，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报复来得很快。一周后的雨夜，牛久军从镇上的饭局出来，刚走到摩托车旁，一道刺眼的车灯直射过来。他下意识抬手挡光，就听见油门轰鸣声骤然逼近。
骨头断裂的声音很闷，像折断一根潮湿的木柴。
县医院病床上，牛久军右腿打着石膏悬在半空。牛振山站在窗前背对着他，许久才说：“李老栓找的人，派出所问过了，说是酒后驾驶。你岳父那边，我去谈。”
“刘浅浅呢？”
“辞了。昨天办的离职手续。”牛振山转过身，眼神复杂，“久军，这件事到此为止。你养好伤，市招商局那边我安排好了，先去当副局长。但是——”他走近两步，压低声音，“如果再有一次，我保不住你，也不会保你。”
市招商局副局长办公室的窗户，能看见汉东市新修的环城路。牛久军拄着拐杖站在窗前时，常常想起小集水镇小学那片黄土操场。有时他会做一个梦，梦里他还是那个穿中山装的年轻老师，在教孩子们怎么解鸡兔同笼问题。醒来时，眼角是湿的。
时间是最好的创可贴，也是最糟的发酵剂。一六年，牛久军调任市开发区副主任；一八年扶正。开发区主任的椅子比镇组织委员的宽大得多，真皮包裹，能三百六十度旋转。他渐渐学会了更高级的玩法：土地出让时的“技术性流拍”，项目审批中的“合理延时”，工程招标里的“资质微调”……每个环节都能挤出油水，只要手法足够精巧。
牛久军的酒量越来越好，发际线也越来越高。他有了新的“红颜知己”——开发区某企业的财务总监，一个离过两次婚、比他大两岁的女人。她懂规矩，从不在工作时间找他，也从不要名分，只要该给她的那份。
李秀英的抑郁症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住在郊区的疗养院。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很少回家。有次国庆节，牛久军去学校看他，父子俩在学校门口的咖啡馆坐了半小时，儿子全程都在刷手机。
“爸，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家里是农村的，特别单纯。”儿子突然抬头说，“我室友想追她，我说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别害人家。”
牛久军的手抖了一下，咖啡洒了出来。
二零二一年秋天，中央巡视组进驻汉东市。消息传开那天，开发区大楼里安静得反常。牛久军照常主持了项目推进会，照常批了五份文件，照常在下班前给叔父打了个电话——牛振山已经退居二线，但余威犹在。
“风声紧，最近收敛点。”老爷子咳嗽了两声，“你那几个项目，该补的手续抓紧补。”
牛久军连声应着，心里却想，该擦的屁股早就擦干净了。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三的早晨。市委紧急会议，通报省纪委移送的线索：开发区三家企业实名举报，在土地购置、税收返还、政策补贴等方面遭遇“系统性索贿”，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并涉及权色交易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举报材料厚达两百页，证据链完整得可怕——甚至连某些特定场合的录音都有。
牛久军坐在会场后排，感觉右腿当年骨折的地方开始隐隐作痛。他想起那些录音可能来自哪里：某次酒后吐真言，某次在特定场合放松警惕……那个财务总监最后一次见他时说的“好自为之”，原来和李秀英当年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双开的文件下来那天，牛久军一个人去了汉东江边。秋雨绵绵，江水浑浊。他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雨天，他带着刘浅浅去县里报送材料。车上，小姑娘怯生生地问：“牛委员，你说我能在体制内干一辈子吗？”
他怎么回答的来着？好像是：“好好干，跟着组织走，错不了。”
手机震动起来，是陌生号码。他接通，那头是个苍老的女声：“牛主任，不，牛久军同志，我是刘浅浅的母亲……浅浅上个月结婚了，嫁到外省去了。她让我告诉你一声，说……说谢谢当年的‘照顾’。”
电话挂断后，牛久军在江边站了很久。雨越下越大，打在他已经半白的头发上。远处，开发区新建的大楼在雨幕中若隐若现，像海市蜃楼。
他突然想起自己教数学时，最爱给学生讲的一道题：一个水池，进水管每小时进水十立方，出水管每小时排水八立方，问多久能装满？孩子们总是算错，因为现实中，很多池子既进水又漏水，最后不但装不满，反而会把原来的水都漏光。
警车是傍晚来的。两个年轻的纪检干部很有礼貌：“牛久军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上车前，他回头看了一眼江面。夕阳突然从云缝里漏出来一束，照在浑浊的江水之上，金灿灿的，像极了那年小集水镇小学操场上的阳光。
只是这一次，再也没有黄土操场上奔跑的孩子，没有漏气的皮球，也没有那个穿着中山装、以为端上铁饭碗就是一辈子的年轻教师了。
车门关上时，牛久军闭上眼睛。他忽然很想知道，如果时光真的能倒流，回到一九九八年那个燥热的七月，站在小学铁门外的自己，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但人生没有如果，就像汉东江的水，只能往前流，从不回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