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好奇“斩杀线”是否存在？这本书能给我们“答案”|住房|德斯蒙德|房租|斩杀线|租房|租金|马修

年前，“美国斩杀线”成了中文社交媒体中最火爆的热词，它原本是一个游戏术语，但却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状态：

在美国生活，即便是所谓中产阶级，也很有可能因为一次意外（如小病、交通事故、失业、官司等），触发“阶层跌落”的连锁反应，难以翻身，最后变成流浪汉。

围绕“斩杀线”的讨论有很多，比如网传的年收入14万美元，能否代表“斩杀线？流浪汉群体中，精神疾病、药物滥用、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等因素影响有多大？以及，如果真的存在 “斩杀” 效应，那这是制度设计的客观缺陷，还是政府与资本的利益共谋？

这些问题错综复杂，很难大而全地用一句话，甚至一篇文章概括。但要理解美国人阶级滑落，且难以摆脱困境的核心症结，我们不妨从【居住】这一最基础的需求切入。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用一年的时间在密尔沃基的贫困社区（存在大量仍能租房，但已濒临流浪边缘的低收入家庭）开展沉浸式田野调查，与社区居民同吃同住，记录他们的日常账单、社交与情感。此后他用了近7年时间整理资料、撰写与修订，最终在2016年出版了非虚构报道《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这本书出版于十年前，它无法直接给我们有关“斩杀线”的答案，但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认识“住房”的新视角：

失去住房（被驱逐），并不只是贫穷的被动后果，而是一种能够被资本利用的市场机制。当房地产在贫困社区成为高回报投资品时，就会形成“没有人真正想要贫民窟，但它却持续被制造出来”的结构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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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杀线不一定存在
这个死循环确实存在

不少博主在分享个人在美观察时，都会提到一个真实存在的“死循环”——

没有固定住址就无法求职；而没有稳定工作，就无法支付高额的房租，租不到房子。

在美国，住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起点。大部分雇主（即便是体力劳动岗位），都要求稳定的住址，因为这意味着能持续到岗。除此外，背景调查、税务、保险以及各种账单，都是要求有固定地址，无论是租是买。

但租房并不容易。房租不说，租房要查信用记录。当无法满足租房条件时，就会遭遇【驱逐】（被房东直接驱赶或者因被房东起诉，由法院强制驱赶。申请延期还款能缓冲，但会损害信用分。最好的方式是在26周内找到工作）。

密尔沃基是2007-2008年间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后，住房危机最集中的地区。该地区房价大幅下跌，但房租仍维持高位。大量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弱势群体被迫长期依赖昂贵且老旧的住房，为作者提供了大量的调查案例。

德斯蒙德在《扫地出门》一书中也提到了“住房驱逐”的问题，并将这个循环推得更远：他认为正是通过【住房驱逐】，可以将一些人的贫穷，转化为其他人的暴利。进而造成难以摆脱的结构性困境。

其运作逻辑如下：

【1】住房是生活底线，需求弹性极低，但占低收入家庭收入70%以上。它严重挤占了教育、医疗等其他支出，而且容错率极小。

【2】任何缺口都易引发驱逐。

德斯蒙德在对1100名租房者走访调查后发现，在密尔沃基，每8名租房者，就有1名至少在受访的近两年内遭遇过一次迫迁，而其中近半数(48%)的迫迁案例属于非正式驱逐：没有经过法院处理，查不到记录。包括房东给钱叫你滚，或者是花钱请几名壮汉把你往街上扔。

德斯蒙德认为，如果不把非正式驱逐列入计算，当政者会严重低估美国城市正在发生的危机，进而导致资源无法投入、舆论也不予关注，给更多活生生的人带来切实的伤害。

【3】驱逐立即加深贫穷，但会给房东衍生稳定且丰厚的利润。

据房东介绍，旧城区房子的投资回报率“所向无敌”——同样条件的房子，白人中产社区的房子房价可能比旧城区高出2-3倍，但两边的房租水准不会差太多。2007年次贷危机后，“贫民区里的金母鸡”谢伦娜·塔弗就是靠低价买下破旧房子、高价出租给低收入家庭，从而获得可观利润。

一方面，工人罢工争取到的加薪、福利补贴被计入房东的租金收入，最终“多出来的钱”并未真正留在穷人口袋；另一方面，强制驱逐让租客信用受损，只能搬进条件更差、租金更高的住处，形成“越穷越赚”的循环。

贫穷因此不仅变成了住房驱逐的结果，反而成为持续生利的条件。

住房保障
缓解“斩杀”困境吗？

对于美国现行的住房保障政策，德斯蒙德也持肯定态度：各种租房补贴项目每年至少让280万美国人从贫困中脱身。

但现有的政策还远远不够。不只是资源投入不足（比如配额有限，要候补很多年才能轮上），也包括制度设计缺陷和执行失衡，让最终获利人成了房东，而不是穷人。

以租房券为例。

租房券是美国当前最主要的住房援助工具，它的出现，能让低收入家庭自由挑选房源（只要房东同意），避免了公共住房集中、隔离贫困的负面后果。

1994年美国发起了一项名为“向机会迁居”的计划，为贫困地区租住公共住房的数千个家庭提供抽奖机会（奖品是租房券），中奖的家庭可以迁入贫困率低得多的较好社区。跟踪研究也发现，在第一次抽签后的20多年里，父母中奖的年轻人每年比父母没中奖的多赚1624美元，而且更有可能上大学，住在更好的社区，女孩成为单身母亲的可能性更小。

但这项政策也存在严重的现实偏差。

首先，政策设计就有缺口。

美国针对每一处都市区都会设定“公平市场租金”（Fair Market Rent，公平市场租金，以下简称FMR），可以理解为“房租价格天花板”，目的是为了让领租房券的家庭，在安全繁荣的市内或其邻近的郊区找到栖身之所。

但由于其计算是以市为单位，所以无论社区远近、贫富，都将使用同一个租金上限。比如芝加哥的南部贫民窟，其FMR就跟黄金海岸是一样的。

贫穷社区的低收入家庭，不会因为有了租房券就搬得太远，顶多搬去像样点的拖车营或安静些的贫民窟。但房东却有机会在收取房租后（真实的市场水平），再向政府申请差价，由此挣到大钱。

其次，在租房券推行的社区，房东很快学会“择客而居”。

宁可空置也不收使用租房券的房客。而愿意接受租房券的房东，则往往趁机提高房租，把补贴全额吃下。

而打击房东超收，需要大量执法与行政资源，而项目执行长期缺钱、缺人，导致违规成本低。结果，超收被视为“合法惯例”，补贴随行就市地被转走。

在德斯蒙德看来，贫穷之所以能成为利润源泉，并非因为他们被“额外剥削”了，而是因为把住房等基本需求商品化，并因为垄断、政策失灵将成本“外包”给弱势群体。只要这种结构不被改变，贫穷就会持续为资本提供稳定且可观的收益。

解除这条链条，需要同时提高租客的法律援助、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与租金管制，进行系统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