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那个夏天特别热，但对于蒋介石来说，心里可能更凉。
就在这一年，身家千万、掌握着南洋华侨经济命脉的“财神爷”陈嘉庚，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决定。
他回到新加坡后，不仅对自己曾经掏心掏肺支持的国民政府闭口不提，反而对着报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这事儿在当时简直就是地震级别的反转。
要知道，在这之前，老陈可是国府最坚定的金主，哪怕再难，只要重庆那边开口，钱是源源不断地汇过去。
谁也没想到，让这位阅人无数的商业大亨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战略宏图，而是一只不仅寒酸、甚至还是“借来”的老母鸡。
这事儿吧，得从陈嘉庚的“回国查账”说起。
作为当时南洋华侨的一哥，陈嘉庚对祖国抗战那是真的没话说，要钱给钱，要车给车。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振臂一呼，南洋华侨寄回来的钱款那是几亿几亿的算，那是前线将士实打实的救命钱。
但陈嘉庚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也是个苦出身，他这心里老犯嘀咕：这钱，到底花哪儿了？
有没有用到刀刃上？
为了搞清楚每一分钱的去向，1940年春天，他组了个“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
第一站，毫无悬念，就是当时的陪都重庆。
蒋介石对这位“金主爸爸”可是下足了血本，甚至可以说用力过猛。
当时的重庆是个什么光景？
物资匮乏，老百姓连稀饭都喝不上，前线士兵更是惨，一个月津贴才几块钱法币，连双草鞋都得省着穿。
但蒋介石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展示“大国风范”，特意拨了专款，搞了个极尽奢华的欢迎宴。
据说那顿饭，光是燕窝鱼翅就摆满了桌，一顿饭的花销高达800大洋。
这是什么概念？
当时一个国军士兵要是能领到这笔钱，估计能把自己全村人都养活了。
蒋介石本以为这叫“礼贤下士”，结果没想到，正好拍在了马蹄子上。
陈嘉庚看着满桌的山珍海味，脸色铁青，筷子都懒得动。
他这一辈子最恨挥霍，在他眼里，这哪里是饭，分明是前方将士的血肉！
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这一桌子鱼翅，吃下去的全是民心。
在重庆待的那几天，他看到的更是让人心凉半截：官员们嘴上喊着抗日，喊得震天响，私底下却囤积居奇、花天酒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陈嘉庚心里那个绝望啊，他甚至私下跟人说，照这个烂法，中国别说五十年，一百年也难复兴。
带着这种绝望和一丝想要寻找答案的好奇，陈嘉庚顶着国民党的重重阻挠，甚至不顾有人吓唬他“那边全是土匪”，执意要去那个被妖魔化的延安看看。
他就是想知道，那群被老蒋说成“青面獠牙”的人，到底在干什么。
到了延安，画风突变，简直像是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没有豪车接送，没有警车开道，更没有那铺张的红地毯。
毛主席接待他，就在窑洞外那张斑驳的方桌上，连张像样的桌布都没有。
为了招待这位贵客，毛主席也是费尽了心思，把自己那个并不宽裕的菜园子简直是“洗劫”了一番，凑了一桌萝卜白菜。
大概是觉得实在太素了，拿不出手，毛主席特意让警卫员去隔壁老乡家里借了一只鸡，炖了一锅清汤。
吃饭的时候，看着这桌稍显寒酸的饭菜，毛主席有些不好意思地搓搓手，特别坦诚地跟陈嘉庚解释，说实在对不住，薪水有限，平时也买不起肉，这只鸡还是从老乡那借来的，等发了津贴还得还给人家钱呢。
这话要是放在一般人耳朵里，可能觉得是哭穷，或者是在作秀。
但在陈嘉庚听来，却如同一声惊雷。
他这一辈子，也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
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父亲生意失败留下巨额债务，按当时新加坡的法律，“父债子免还”，但他硬是咬着牙，花了四年时间，一分一厘把父亲欠下的债全还清了。
为什么？
因为讲信义，因为有担当。
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品格，往往就藏在对金钱的态度里，更藏在还没发迹时的穷讲究里。
眼前的这位中共领袖，手里握着几万大军，管着边区几十万百姓，竟然连只鸡都买不起，还得向老乡“借”？
而且这“借”还得“还”。
我查了一下当时的资料，延安那时候是真的穷，但穷得有骨气，穷得有规矩。
这不仅说明了中共高层的清关，更说明了他们与百姓之间那种鱼水情深的关系。
在重庆，官员吃拿卡要那是常态，甚至觉得理所应当；在延安，领袖吃只鸡都要算账，生怕占了老百姓便宜。
这种强烈的反差，让陈嘉庚这个商业巨子敏锐地捕捉到了某种决定国家命运的信号。
接下来的几天，陈嘉庚像个挑剔的审计师一样，走遍了延安的角角落落。
他看到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们坐在小马扎上，以膝盖为桌，却目光如炬地讨论着国家大事；他看到那个没有围墙的女子大学里，无论长官还是士兵，大家吃的穿的都一样，没有人搞特殊化。
这里没有等级森严的官场习气，只有一种高效、廉洁、向上的创业氛围。
陈嘉庚是搞企业的，他太懂了。
用现在的眼光看，重庆就像是一个资产庞大但管理混乱、高层贪腐、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字号，虽然门面光鲜，但内里已经烂透了；而延安，虽然现在资本微薄，硬件简陋，办公地点还是破窑洞，但团队凝聚力极强，CEO以身作则，员工充满激情，这分明就是一个潜力无限的“超级独角兽”企业！
投资就是投人，这两个团队谁能赢，陈嘉庚心里跟明镜似的。
从延安回到重庆后，陈嘉庚的态度彻底变了。
当再次面对那些国民党大员的宴请时，他直言不讳地怒斥他们的腐败，甚至在会上直接开骂，搞得蒋介石下不来台。
回到新加坡后，他更是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向南洋华侨如实汇报了他的所见所闻。
他在大会上激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
其实，此人已四五十岁了，中国有了真命天子，就在延安！”
这次“借鸡请客”的历史细节，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成了撬动历史走向的一个支点。
它让陈嘉庚看清了谁才是真正为国家民族谋未来的人。
从此以后，陈嘉庚不仅在资金上开始向中共倾斜，更在政治上成为了中共坚定的盟友。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当蒋介石企图向美国寻求更多援助来打内战时，正是陈嘉庚直接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痛陈利害，表示反对美国援助独裁政府，这在国际舆论上给了国民党致命一击。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特意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开国大典。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红旗漫卷，不知道陈嘉庚老先生是否会想起9年前那个尘土飞扬的午后，那只借来的老母鸡，和那个穿着打补丁衣服、笑着说“我买不起肉”的伟人。
历史的选择，往往就藏在这些最朴素的细节里。
那只鸡，最后赢了那桌800大洋的鱼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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