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善和1915年出生在湖南茶陵，一个河岸边的小村子，村口那尊“洣江铁牛”在乡亲眼里生而不动，他却偏要“动”——15岁跟随红六军团长征，开拔、夜行、强渡、再突围，从武陵山到大娄山，硬是闯出一条路。1934年10月湘江边，他第一次端起全班唯一的汉阳造冲锋，至死不忘那股沉甸甸的后坐力。
进入1936年，红军大学短短几个月的学习，把他从“会打枪”拽进“肯读书”。邓小平一句“书拿去了就要读”，说得轻，却像铁钉一样钉在他心头。此后行军途中，他常把《法国大革命史》塞在干粮袋里，翻两页，再翻两页；书叶被汗水浸得发硬，照样读。
抗战、解放战争岁月，他在冀鲁豫后勤、山东日照办事处、中原兵工线之间来去不停，搬炮弹、护物资，还真把摩托车从日照一路骑到河南旧范县。枪林弹雨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把一包送给邓小平的书分出几本历史读物“私吞”下来；事后如实相告，却换来一句“想看就看”。那一晚他在煤油灯下迅速写下读书笔记，一直保存到暮年。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奔袭大别山，谭善和临急组建军械处、运银元、迁兵工厂，任务多到头皮发麻。他到商城当县委书记剿土匪，仅用一个月就让枪声沉寂；邓小平来考察，拍拍他的肩：“干得利索。”也是那次，邓小平开始认定这位“茶陵牛”办事不拖泥带水。
渡江战役前夕，特种兵纵队成立。炮兵、坦克、工兵混编，兵员构成复杂，谭善和与孔从洲磨合不到三十天便让部队成型。4月23日南京城门洞开，他率炮兵在浦口布防，又亲抓地雷排除，老百姓看见解放军夜里趴在泥里找信号线，才放下心。渡江第二天，他把部队纪律通令贴满街巷，“不收群众一针一线”，盾牌也好，镜子也罢，全写在白纸黑字上。
1950年进军西藏，特纵一分为二，他接过工兵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袖标。修康藏公路时，氧气稀薄到火柴点不着，他干脆组织战士把炸药捂在棉被里预热。金沙江通车那天，邓小平电文抵达前线：“克服自然障碍，写下光辉一页。”短短三十字，战士们嚎着嗓子把电报念了三遍。
朝鲜战场、鸭绿江铁桥、地下坑道，同样是工兵活儿。十二个工兵团轮番炸冰修路，他胸口插着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火车时刻表，说一句“线路分段归口，别乱”。1955年授衔时，他只在领章上多别了颗少将星，却依旧穿那件褪色旧棉袄。
1962年夏，他踩着砾石雪链登喀喇昆仑勘察阵地，向总参递上七页手写报告，预判印军若进犯将以A、B、C三条山脊为突破口。报告内容日后被证实准确，但他没多谈，只说“高原风大，字写歪了”。
时间快进到1983年10月21日，北国已落晚秋第一场霜。谭善和进入邓小平住处，跟随多年的勤务员仍在给老人泡茶。两人刚握手，邓小平笑着问：“快七十岁了吧？”谭善和答：“六十八。”对话就两句，却把气氛拉回战争年代的帐篷里。邓小平摆摆手：“新疆局面初稳，人手要硬朗，你在红六军团出身，老同志多，合适。”谭善和记下要点，没有多言。
三天后他登机西行，机窗下是连绵祁连雪顶。多年战事磨练的听力，让他依稀辨出发动机低沉轰鸣里的节拍——那与1949年推黄包车时邓小平的脚步声近似，不紧不慢，却一步都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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