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授衔典礼刚结束，台阶下忽传惊呼，一位刚领到中将肩章的军人突然晕倒。军医迅速抬走，他的资料卡上写着：“李成芳，41年军龄，南征北战。”同场观礼的田维新悄悄记住了这个名字，却没想到十八年后自己会被总理点名追问他的去向。
授衔后的李成芳在上海华东医院被确诊为糖尿病。医生劝他静养，他摇头，坚持回南京军事学院把战役学课程读完。教室里，他经常一手扶桌一手记笔记，衣袖上留下无数针眼。有人暗地里说他“拼命三郎”，他笑答：“打仗时天天拿命去拼，读书怎能退场？”
1957年，李成芳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正值部队大练兵，他骑着旧吉普，十几天跑完十多个团，夜里翻检射击记录，捧着红蓝铅笔圈圈点点。年终考核，武汉军区自动步枪全中率提了六个百分点，他却瘦到原先的一半。医务处发来休养通知，他写了“工作未完”四个字退回。
1962年，国务院命令他出任昆明军区第二政委。云南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他把行李丢在机关，带着参谋直接扎进边防团。白天看坑道工事，夜晚坐在篝火旁同战士谈心，记满三大本调查笔记。那一年，昆明军区“硬骨头六连”先进事迹传遍全军，李成芳的名字却很少出现在报道里。
1970年底，他因战史编写任务被临时抽调到北京。资料室灯光昏暗，成摞档案堆到脚踝，长期伏案使眼睛布满血丝。同期参加整理的干事回忆，李成芳常用保温杯泡一杯极淡的糖水，“解解低血糖”，随即又埋头文件。数月后，他的体检单显示：病情加重，血糖指标飙升。
1973年3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办公室翻阅五机部干部调配名单，突然抬头问田维新：“李成芳现在在什么地方？”听到总理点名，田维新一怔，答道：“我也在找他，暂时未见确切行踪。”总理轻声补了句：“这是一位有大功劳的同志，得保护好他。”寥寥十余字，却透出对宿将的珍重。
很快，组织找到李成芳——他正在湖南一个农场静治顽疾。接到通知，他仅带两套旧军装，乘列车北上。出北京站那晚，下着细雨，他对迎接人员说：“总理叫我，我就得来。”声音微哑，却透着熟悉的铿锵。
同年7月，他被安排到第五机械工业部担任党组核心小组负责人。军械科研领域对他而言是陌生战场，他却如同回到前沿阵地，白天跑工厂车间，夜里读技术资料。某反坦克导弹试验前夕，技术人员担心安全，让他留在指挥所，他摆手：“前方情况第一时间看得见，才心中有数。”试射成功后，年轻技师悄悄感叹：“老将胆大心细，我们服气。”
1975年，他出任五机部部长兼党组书记。那段时间，齐齐哈尔某厂炸药车间爆炸，半夜十二点，他带一名秘书登机直飞现场；早晨七点到厂区，先到烧焦变形的混装机旁查看，再到简易病房慰问伤员。工人听说部长已守了五小时，纷纷竖起大拇指。
奔忙之中，他的健康被掏空。1977年底，李成芳接到任命，回到军队出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三位司令员先后更替，他一直坐镇大龙岗，主持党委会至深夜是常态。参谋长劝他减少出勤，他笑说：“还能动，就多干点。”
1980年春节前，李成芳咳血不止，医生确诊为肺癌。四月手术，切除一侧肺叶。病床上，他用颤抖的指尖在文件上批示人事安排，护士实在看不下去，低声提醒：“休息吧。”他抬眼轻问：“战备计划核过了没有？”如此两月，他的体重跌破五十公斤。
1982年10月，遵照中央决定，李成芳离开领导岗位。那天，他把办公室钥匙交给值班员，拉着对方的手低声叮嘱：“别让战士们因为调动停下训练。”随后快步走出楼道，身影仍挺直，但步伐已明显吃力。
1984年1月23日清晨，北京护国寺中医院的窗外飘着雪花，李成芳静静合上眼睛。护士替他整理被角时发现，枕边摆着一张泛黄的昆明军区连队合影，背后是他熟悉的钢笔字： “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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