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的一天清晨，石家庄的冷风裹着尘土席卷空旷的校场，王宗槐拎着水壶去打热水，身后传来一名老熟人凑趣：“听说你要去西南当副政委啦？”这句话像一粒火星落进柴堆，他怔住了——自己竟从未接到任何正式文件。
那年头的老干部复出，消息多半是口耳相传。王宗槐已经被“靠边站”好几年，先是“内控”反省，后被下放到河南林县劳动。早晨挖过沟，下午割过麦，跟青年民工同吃同住。现在乍闻重返岗位，他既欣慰又别扭：组织部门说好的“有事找组织”，可这回组织却没找他。
王宗槐1913年生，16岁参加红军，三湾改编时还是通讯员，转战江西闽西数省。抗战中他管政工，解放战争里在华北野战军司政机关摸爬滚打，1949年随大军进北平。建国后进入总政治部，在组织部、青年部、干部部先后任副部长、部长，人称“老政工”。1955年授予少将，上下都晓得他办事周全。
1958年，他被调往高等军事学院任政治部主任。军校里贴近青年军官，仍是干部路数。可1963年改任副政委没两年，运动骤起，帽子一顶一顶往头上扣。“修正主义”“山头主义”全让他背着。关了小灶、撤了警卫，进驻劳动队，扛锄头迎风流汗。那时他五十出头，本想含饴弄孙，转眼却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形势到1971年拐弯，中央提出“安定团结”。1973年夏秋，秦基伟、李成芳、廖汉生等先后解封，陆续归队。王宗槐也被列入恢复工作名单。可就在十二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背景下，一桩程序性的小事出了岔——他的任命文件在总政干部部搁浅，谁也没主动通知。
按照当时惯例，副大军区级干部的职务由总政宣读，若主任忙，副主任或干部部部长即可代行。偏偏那阵子，总政主任李德生身兼北京军区司令，一时分身乏术；两名副主任又正忙着给八大军区“打包”交接。层层耽搁，一纸电报就这样被压在案头。
王宗槐心里憋闷，历经风浪的人依旧要讲分寸，他先找老同事打听，再去干部部。那天上午，他推门进办公室，正逢副部长宋某低头批卷。隔着茶汽升腾的杯口，王宗槐低声问：“组织上有我的事吗？”宋某一愣，翻柜找出电报，拍了拍：“是的，你去昆明。”寥寥数语，却让他心里五味杂陈。
昆明军区当时正进行整顿。九月局后，军内派性蔓延，这个位于西南边陲的大区尤显敏感。军区政委刘志坚已赴京养病，代理政委尚钰兼顾不过来。王宗槐肩负的，是稳住部队、恢复训练、清理派性。1974年初，他抵昆明，剖析问题直言不讳：整风不是清算老账，而要让部队归队伍、枪口朝外。军区机关里，高级干部惊讶这位“老政工”并未锐气全失。
边疆紧张局势尚存，日常工作却需从细节抓起。王宗槐要求政治部干部下连住班排，摸清思想；后勤处则严禁层层加价，米面油统归军区财务结算。他习惯夜里到防空洞办公室审材料，常写批注到凌晨，灯泡发白，警卫员几次提醒休息，被他摆手压下。
不过，这段新岗位的时光并不长。1974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对二炮高层“换血”。当时第二炮兵机关因缺少主官，派性、山头问题突出。叶剑英在十一月接见向守志，直言二炮“再拖不得”。很快，向守志被定为司令，亟须一位有系统政工经验的副政委与之配合。王宗槐再次被点名。
调令下达，王宗槐没有迟疑。这一年他六十一岁，旧伤频繁作痛，却依旧背手登上西去的列车。到京郊发射场开完第一次党委会，他对值班参谋说了一句：“只要把团结放在第一，二炮没什么过不去的坎。”这句话后来在机关里流传已久。
从1975年初到1985年离休，他始终坐镇二炮政治口。那十年间，部队编制几度调整，科研试验牵涉上百家院所，需要统筹协调。丰富的干部工作经验在此派上了用场：技术骨干按成果提拨，党支部书记与工程师“一肩挑”，打通了技术与政工的壁垒。向守志晚年回忆，一旦遇到棘手的干部晋升，王宗槐先讲“资历要硬”，转而强调“作风更硬”，原则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被任命却无人通知”这段小插曲一直记得。1983年，干部部局域档案数字化，他特意补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把那张1973年的迟到电报附在卷宗。朋友打趣问他为何较真，他笑道：“军队讲令行禁止，哪怕我老头子，多走半步都算违例。”
1995年秋，王宗槐在北京病榻上对儿孙谈起当年赴昆明的经历，语速依旧铿锵。他只说了两句：“组织有纰漏，不等于组织没原则；对党交底，心里踏实。”话语不算激昂，却透着多年风刀霜剑磨砺出的定力。
他的故事并不惊天动地，却折射出一代老军人对组织观念近乎本能的执着。即使在风云突变的岁月，有人被遗忘、被耽搁，他们仍把信任留给党，把委屈暂压心底。或许正因为此，复出后的那份“又高兴又气愤”才显得格外真实，也让人看到时代的曲折与军人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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