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阅读清史的时候会产生这样一种感受：雍正对隆科多进行处置，如同老厨子在杀鱼去鳞刮腮的时候最为担心弄破鱼胆，这是因为苦汁会使得整锅汤坏掉。但是历史这口锅，在雍正五年却炖出了一味名为玉牒的苦胆。
说来也巧合，隆科多在被抄家之前，还顶着舅舅的头衔在朝堂上活动。雍正给予他的很多尊荣，例如在公文里遇到隆科多的名字必定加上舅舅的前缀，听起来好像是特别孝顺，实际上就好像是钓鱼使用的香饵。这位出身步军统领的顾命大臣，恐怕是忘记了《三国演义》里董承的结局。衣带诏不管多么隐秘，最终还是催命符。
我认为雍正对隆科多怀有杀心，早已潜藏在很多过于热情的朱批之中。例如夸赞他是圣祖的忠臣、朕的功臣、国家的良臣，连续使用三个“臣”字，比民间画师给门神涂金粉还要用力。这种捧杀的手段，康熙在当年收拾鳌拜的时候就曾使用过：先是赏赐黄马褂，然后关进铁笼子。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玉牒案上。隆科多私自从辅国公阿布兰那里拿走了皇室家谱的底本，并且把它藏在了西山寺庙的经卷堆里。这个东西如同现在的加密硬盘一样，存储着爱新觉罗家族的血脉密码。依据清朝的制度，玉牒除了宗人府衙门之外，外人是不能私自进行查看的，但是隆科多却把它当作私房书来收藏，就好像替皇帝保管日记的秘书自己复印了一份一样。
雍正进行抄家行动的时候，在翻到玉牒的那个时刻。或许比发现龙袍更让人感到吃惊。这是因为玉牒当中夹着康熙晚年的朱批残页，那并非传说里的传位诏书，而是康熙对皇子性情不定进行批评的散页。雍正对于这样的字迹非常熟悉：康熙批阅折子时喜欢使用行草字体，皇字的最后一横总是带有钩状，仿佛担心笔墨会飘走一般。雍正看到先帝的笔迹的时候，可能才真正知道隆科多的底气来源于何处：这位老狐狸留存下来的不是纸张，而是解读畅春园之夜的解码器。
隆科多的应对是值得去琢磨的。他把自己的家产分散起来进行藏匿，却专门留下玉牒当作护身符。这样的算计有点像是现代人把黑料存放在云端，既不敢真正地进行曝光，又不舍得不去进行备份。雍正后来给隆科多定下了四十一款罪行，其中第一条就是私自抄写玉牒，但是在诏书里面却只字没有提到康熙笔迹的事情。这种回避的做法，比直接发怒更能够显示出他的心虚。
隆科多的悲剧实际上在他把自己比作诸葛亮的时候就已经被注定了。他所说的白帝城受命之日就是死期已至的时候，表面听起来是在表达忠心，仔细思考全都是威胁。如同他提醒雍正：你我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畅春园那晚的真相，我都记着。
这样来看，抄家那出戏码里最为讽刺的，并非是发现了什么密诏，而是权力博弈变得清清楚楚。雍正想要隆科多死去，并非是因为密诏有多么令人惊恐，而是这个唯一能够说清楚继位现场情况的人存活的时间过长了。如同康熙晚年所警示的：遗诏要是并非是中心想要表达的内容，那么不管是随意书写的还是真假状况如何都没有关系，关键的是是谁掌握了对其的解释权力。
雍正或许真的出了冷汗。他察觉到皇权无法绝对掌控历史。他能够销毁玉牒、让隆科多闭口不言，但是却无法堵住畅春园那晚的口口相传。乾隆后来修《世宗实录》，把候请圣安改成恭请圣安，仅仅这一个字的精心修改，反而凸显出父亲内心的裂痕。
后世学者对于雍正是否篡位的争论，还不如去探究隆科多私藏玉牒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有些真相如同风湿痛一般，在晴天的时候不太明显，而在阴雨天的时候就会让皇帝的膝盖感觉发软。并且历史最为擅长的事情，就是为每一个处于权力巅峰的人准备一场连绵不断的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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