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的一天傍晚，东城根大雅宝胡同里弥漫着蒸腾的暑气。李苦禅提着半壶北平白干，蹒跚穿过狭长的院子，他刚领到十二元月薪，转瞬又被米面和学费掏空。酒气扑面而来，院门口的学徒小王劝他：“李先生，别老这样。”他只摆手，苦笑着回屋。
桌上摊着一叠欠条，最上面那张写着“张记粮店”。他掂量着空皮夹，耳边忽然响起三十一年前的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那是1919年5月的北大红楼前，他跟着一群年轻人奔跑，喊得声嘶力竭。那个高个子湖南青年也在场，沉默而执拗，后来他叫毛泽东。
北京“留法勤工俭学会”里，李苦禅白天抄法文单词，夜里跟着徐特立磨豆腐挣钱。课余，他常与毛润之在走廊相遇，一个沉迷画稿，一个捧着新青年的小册子。谁也没料到短暂的同窗，只为几十年后的一封信埋下种子。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苦禅带着一家老小回到北平。他满心欢喜进了由徐悲鸿主掌的国立艺专。可好景不长，中国画被某些人贴上“封建落后”标签，他被列为“兼任教员”，一周两节课，寒暑假停薪。按当时算法，八十斤小米折成八块钱，新政初立，物价飞涨，八块钱只够买半篮鸡蛋。
他拼命接私活，画鹰、画鹤、画松石，常常半幅换一袋高粱。家里陆续添了亲戚避难，锅里越煮越稀。最难堪的一次，他把妻子陪嫁的风琴卖给古玩店，换来五斤花生油。夜深人静，李苦禅抚摸空落落的桌面，眼泪与酒一起咽下。
谣言雪上加霜。有人在校里放话：“李苦禅只会白菜墨竹。”学生议论，邻居侧目。失落、愤懑、羞恼，全都灌进那壶二锅头里。他醉倒在长安街口，被巡警当作醉汉架回家。朋友凌子风再三劝他：“写信吧，直接给毛主席。”李苦禅苦笑：三十年没见，记不记得我都难说。
几日后，他又饮半斤，胸口发闷，突然抓起一卷美浓纸，挥笔如风：“毛泽东主席鉴：今遭窘境，蒋介石不管我，只好托付于您……”字大如斗，墨迹淌成江河。封口写“人民政府毛主席亲启”，信筒里“咔嗒”一声，他的心也跟着跌了下去。
九月初一个清晨，敲门声轻轻响起。门开处，一位三十出头的壮年微笑自报家门：“田家英，受主席之托来访。”屋里瞬间静得只剩钟摆声。田家英取出复写件，念道：“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生活困难……”念到“顺颂教祺”四字，李苦禅已泪湿胡须。
“主席让我详细了解您的情况。”田家英放缓语速，“他说传统写意画不能丢，子孙后代需要。”这一句话，如一盏长明灯照进逼仄小屋。李苦禅将压抑良久的苦水一股脑倒出：课时、粮票、医药费，甚至被调去工会发电影票的尴尬。田家英不时点头，把要点写进小本。
不到二十天，中央美院贴出新文告：李苦禅定为教授级研究员，月薪六十二元，住房照原址整修。妻子慧文的医务室编制也落实，每月四十元。消息像秋风吹进校园，传遍茶楼。学生们又见到那位满脸胡渣的老师，站在画架前讲雄鹰的骨骼与气势，他的声音重新高亢。
1952年工资调整，他跳到一百二十元档，日子渐渐松快。他却把第一幅拿薪后画的《苍鹰》寄给了中南海。信封里附一张便条：感念旧谊，聊表寸心。没有落款寒暄，只留一个遒劲的“苦禅”。
时间推到1956年。李苦禅小姨子李慧丽加入战友文工团，周末被安排到中南海舞会伴舞。毛主席握着她的手，问起家常：“你姐夫，是不是那个名字像和尚的人？”李慧丽忙答：“正是。”主席笑道：“当年他给我写过丈余长信，可惜字太狂，我差点认不全。”
几句闲谈，却让李慧丽兴奋得整夜未眠。她把原话转告姐夫。李苦禅听后，一声长叹：“毛润之没忘，我怎能懈怠。”从那以后，他不再抱怨，专心写意，常说“纸上有山河，画里有兴亡”。
1964年，美院举办传统花鸟画展，他的《残荷》被传为佳作，却有人质疑寓意“残破”。赞誉与非议再度交织。材料呈到主席案头，主席听完，抬手打断：“苦禅？我记得他。安排得还好吧？”一句随口关照，风向即变。展览如期举行，《残荷》被挂在正中。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逝世的电波传来。时年七十八岁的李苦禅坐在旧藤椅上，沉默许久。他从柜子里找出一只没有封口的酒壶，仰头一饮而尽。那壶，是当年写信时剩下的最后一点北平白干。
冬天降雪前，李苦禅又画了一幅《松鹤延年》，墨色苍茫。他对学生说：“笔随时代转，却不能把骨气丢。”没人再听到他抱怨课时，也没有人见他醉倒街头。一次偶然的同窗，一封没有修饰的长信，竟成了画家余生的支点。
李苦禅常讲：“鹰击长空，要先耐得寂寞。”多年后，学生回味才懂，他说的不光是绘画，更是那段在风雨中挺立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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