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初，巴蜀大地仍在过年前的湿冷中打着寒颤，新政权刚刚接管不足百日的四川，到处潜伏着残匪、散兵和旧势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起突如其来的袭击撕开了南下大军宁静的外衣。
此时的60军178师正分散驻防成都周边，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带着一个加强班，完成公差后从简阳返城。车队行至空山沟，一片槲叶林挡住视线，枪声骤然炸响——匪众约三四百人，打着“川西反共救国军”的旗号，从山梁两侧猛扑下来。
38岁的朱向离第一反应不是还击，而是让驾驶员掉头掩护群众撤离，并交代：“周围都是乡亲，能不射击就别射击。”随后，他派两名通信员举白布试图交涉。对方却根本不理会，冷枪再起，前队车辆被打成蜂窝。朱向离被困在灌木间，仍高声劝降，半分钟后便被密集火力击倒。
当夜，村民偷偷报信。第二天清晨，178师赶来的先遣连在一处废弃水塘旁找到了遗体。土匪砸开塘壁，塞入朱向离并粗土封埋。检验结果让所有人倒吸冷气——24处弹孔，胸腹贯穿弹尤多。全班22名战士也无人生还。
怒火几乎瞬间蔓延。驻成都的二野司令部接到电报，陈赓摔掉手中的茶盏。副参谋长汇报战损时，他沉声说了一句：“给我一个月，山沟里不能有一支拿枪的土匪！”短短一句，作战气氛骤凝。
王近山当晚从川东飞赴成都，两人研究地形图至凌晨。2月9日，川东、川西两个军区抽调60军主力，再配属炮兵团、骑兵团及地方武装，总兵力两万余人，代号“春雷行动”。王近山担任前线总指挥，作战区横跨简阳、资阳、仁寿三县，方圆近千平方公里。
这些山沟并非普通土匪巢穴。头目巫杰早年任国民党旅长，西南溃败后把残部拉进深山，自称“川南义勇军”。他熟悉国军战术，还树起“反共救国”旗号拉拢散兵。本地民团受其胁迫，暗中供粮供枪。要拔掉这根钉子，既要剿匪，也要分化瓦解。
作战方案很快确定：兵分三路，主力从北侧强突，配合东南两个堵击团形成口袋；民兵与地方政府趁势做群众工作。2月13日拂晓，炮火撕破寂静，60军179师一个团在号手短促的号声中发起冲击。山谷回声震耳，巫杰部硬拼未果，四散冲破封锁，向大巴山腹地溃逃。
值得一提的是，部队边打边讲政策。179师在桂花场缴获的四百余名青壮，绝大多数是去年被裹胁的农民，一番动员后即遣返；真正跟随巫杰顽抗的，只剩千余忠心悍匪和部分旧军官。
追剿战持续到3月上旬。3月5日夜，一支搜索分队在东河口峡谷捕获巫杰近卫排；3月8日清晨，巫杰本人在龙潭寺被捕，随身携带的金条与银元重达四十余斤。同日，王近山向成都发电：“匪首肃清，余部瓦解。”
3月15日，成都市郊举办公审。巫杰站在台上，口吐狂言，仍宣称“转进”而非溃败。台下数万军民群情激愤。巫杰被判处死刑，行刑枪声响起时，负责押解的178师战士并未欢呼，只是默默立正，给牺牲的政工主任一个迟来的军礼。
朱向离再也看不到胜利的春天。他的履历，其实是一部地下交通线的缩影：1933年入党，1938年被捕，1939年复组织关系，奔走于太行、汾河之间，既抄电台也打游击；1943年他探得日军“观光团”动向，使王近山在神头岭一战举世震惊；解放战争中，他的敌工电报让无数守城部队选择放下武器。战场上露脸的不一定是他，但许多重要战役的幕后，都有他的字迹、他的汗水。
试想，当一个人靠智谋为战友遮风挡雨十几年，却在和平已经近在咫尺的成都大道旁倒下，这种憋屈感岂止“含恨”二字能概括？正因此，二野高层罕见地批准了“动用两万人清剿”的作战计划，哪怕实际匪众不到一万。
行动结束后，川西治安大为改观。沿山十余县建立民兵巡逻线，废除“保甲制”，大量缴获的美式武器也充实了地方公安部队。3月2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通电各地，“剿匪大势已定，请安心耕作”。百姓忐忑的心，这才安稳下来。
有人说，朱向离一生都在敌后穿行，没倒在百团大战的枪林弹雨，却倒在了新生政权门口，这是一种苦涩的讽刺。可历史从不掩饰残酷：新中国的每一寸平安，几乎都写着先驱者的名字。
成都北郊烈士陵园内，刻有朱向离烈士事迹的石碑静静矗立。碑文只有两行半的生平，却掩不住其背后波澜壮阔的战斗年华。每到清明，总有人放下一柱青烟，低声念一句：“老首长，我们来迟了，但仇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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