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一个飘着桂花香的夜晚，北京海军大院的灯一直亮着。设计员何志刚推开参谋长办公室的门，悄声说了句：“周副司令，再不回宿舍，孩子可就睡了。”周希汉抬头，摘下深度近视眼镜，揉了揉太阳穴：“今天把这份船型草案弄清楚，明早才能有底气。”话音很轻，却透着倔劲。谁也没想到，这位在陆地上摸爬滚打半辈子的红军老将，很快就要和中国最庞大的远洋测量船工程绑定在一起。
从陆军到海军，他不是被调动，而是自己“拎着铺盖卷”找来的。1952年3月，海军刚满三岁，水面舰艇不到50艘，甚至连像样的岸防参谋部都没有。那时周希汉常说一句话：“领海这么大，总得有人看家。”为了这句话，他把能找到的所有俄文资料全翻了个遍，硬是把自己练成“动嘴能说吨位，动笔就画线型”的行家。国务院1954年审议海军“五年装备规划”时，周恩来笑着点评：海军里又添了一个“半路出家的专家”。
然而，书本上的吨位和图纸上的曲线解决不了现实的空白。60年代末，航天事业突飞猛进，卫星上天后需要跟踪、测控和数据回传，一支能在三大洋漂泊的测量船队就成了当务之急。这个被编号为“718”的系统工程，牵动几万科研人员，也几乎压弯了造船工业的脊梁。1969年6月，周总理亲自点名：“没有周希汉不行。”于是，周希汉成为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外加“718工程”常务负责人——手里握的不是图纸，而是一张全国性的任务清单。
麻烦接踵而至。测量船吨位大、设备杂、精度高，锅炉、主机、天线、惯导、稳压电源一样都得过关。更棘手的是，按照原定方案，整船配套设在上海。那会儿黄浦江畔机器声渐弱，技术骨干外调，配套厂房被临时征用，成套进口线路又被卡脖子，眼看着船坞里连合适的龙骨钢板都难凑齐。半年时间，计划书改了七稿，进度条依旧停在15％。内部有人低声嘀咕：“不如散摊子，另起炉灶。”
1972年4月12日，京西宾馆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开始。李先念、钱学森、张爱萍等人依次落座。冷场几秒后，叶剑英看向窗外的松树，慢慢开口：“先听周希汉的。”周希汉拉开公文包，把三页纸简练地摊在桌上：“主要困难有三点，资金、人手、场地；但有两条优势——上海现成的造船母坞和技术底子，随便挪地方成本更高。”说完这番话，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圈，“这里如果停了，工程整体得后撤两年。”
会场并不平静。一位部委负责人皱眉：“再投钱，风险太大。”另一位技术代表也提醒：“元器件断供严重，真干下去，可能半途而废。”短暂沉默后，叶剑英放下茶杯，用带客家腔的普通话说道：“现在下马不行，硬着头皮也要搞。船不出海，卫星就是摆设。”随后，他抬眼望向周希汉，“你挺起腰杆干，责任我来担。”
一句“我来担”，等于当场拍板。李先念点头附和，钱学森把草稿本向前推了推：“需要哪类惯导，直接开单子。”态度明确，分歧即止。周希汉收起文件，向主席台鞠了一躬，却没多说一句客套话，转身出了门。走廊里灯光昏黄，随行秘书小声感叹：“总算过关。”周希汉摆摆手：“过关不等于完工，我们才踢开门槛。”
之后的八个月，上海江南造船厂通宵灯火，大连、武昌、重庆等配套单位也被串成一张加急网。问题一个接一个：变频电台抗干扰不达标，主机联轴器精度反复返工，宽带天线在暴风测试里甩断连接件……每出现一次故障，周希汉就把责任清单贴在车间门口，并附上一行硬笔字：“犯错可以，认输不行。”有人笑他用陆军办法带造船工，他只回三字：“好使就行。”
1973年春节前夕，第一艘远洋测量船在沪东船坞合拢。舾装码头上寒风凛冽，检验员把最后一枚铅封扣在主轴箱上后，才对周希汉比了个“OK”手势。晚上十点，他给总工程师拨了通电话：“船有了家底，再难的活也不怕。”电话另一端静了一会儿，传来一句北京腔：“喝两杯先。”
远望一号最终在1977年正式入列，而“718”后续船只此后滚流水般下水。外界只看到洋面上飘起的那抹白灰色船影，却很少有人记得，1972年那个春夜的会议，要是一摇摆，进度线就可能无限拉长。叶剑英一句“你挺起腰杆干”，像船坞上的钢缆，勒得紧，却托住了全部重量；而周希汉，则把自己和这根钢缆牢牢绑在一起，没给它松过半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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