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30日，西贡最后一面南越旗帜被降下时，黎笋正站在河内的作战室里，目光里只有一句简短感慨：“总算走到这一步了。”对越南人来说，“这一步”既是终点，也是起点。统一的功臣光环，由此牢牢扣在黎笋头上，但这顶光环并非没有阴影。回看他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是两座难以抹去的丰碑，而处理中越关系的失误，则成了人们嘴上不提、心里难忘的缺憾。
1931年，21岁的黎笋第一次被法殖民当局捕入西贡监狱，判处二十年苦役。五年后出狱，他并未沉寂。一次狱中同伴回忆他的话——“哪怕再关十次，也要把法国人赶出去”——后来成了越南官方宣传中的经典语录。不得不说，青年黎笋的这种执拗，恰好契合了当时越南地下党急需的“斗争符号”。
1940年，他第二次落网，被流放昆仑岛。那座荒凉海岛锻出他极强的组织能力。狱友们后来讲：“黎兄每天掰手指算，法国人还能撑几年。”十年后的越盟南方游击体系，雏形就在岛上成型。于是，民族解放这一评价，与他早年的牢狱生涯紧紧捆在一起，显得既悲壮又厚重。
1946年，胡志明任命黎笋为“南部区”书记，让他统筹南方抗法。南北两线拖拽，多数同僚担心他分身乏术。令人意外的是，他在湄公河三角洲硬是撬开了立足点，迫使法军不得不把有限兵力拆分南下。奠边府战前，这一步至关重要。法国战史资料承认，南部游击困扰削弱了法军北部机动能力，为日后战败埋下伏笔。由此，民族解放之功，黎笋得其半壁江山，虽然胡志明始终是旗帜，但实际操盘的精细度，越南军史更多写给了黎笋。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字，17°线一划，越南被切成两截。胡志明转而筹划北方建设，南方武装则暗地交由黎笋继续维系。事情的巧妙在于：表面遵守协议，背后加紧渗透。1960年前后，越共南方局完成重组，黎笋已是“第二号人物”。他对同僚说过一句大白话：“协议是放在抽屉的纸，越南是一张血肉的地图。”这句话至今仍在越南军校教材里出现，彰显他对统一的执念。
1969年9月，胡志明逝世。越共中央权力格局瞬间生变，军政要员普遍倾向温和过渡，唯有黎笋主张加速进攻。他给政治局提交《1972—1975攻势设想》，核心思路只有一句：“不以外部谈判为条件，先在战场制造谈判筹码。”事实证明，他赌对了。1975年春季攻势不到两个月，西贡政权瓦解。统一的桂冠，自此牢牢压在黎笋头顶。越南官方至今仍用“祖国统一第一功”给他贴标签，这一点几乎无人反对。
然而，巨大贡献并没能遮住另一面。抗美期间，中国对越援助从武器、粮食到高炮部队，几乎是“不计代价”。1978年之前，中国向越南提供的物资总量，越南史学界公认不低于抗美援朝时期的对朝援助。按理说，这份情谊理应延续。遗憾的是，黎笋在战略取舍上走向苏联。1977年起，武元甲两赴莫斯科，金兰湾对苏开放，海面警戒直逼海南。中越关系迅速冷却，边境纠纷、华侨问题全面升级。
1978年底，布热津斯基访华时听到另一端的怒火：“越南要做小霸，苏联乐见其成，我们不答应。”这段对话后来被多国档案印证。随之而来的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成为黎笋路线的直接后果。越南沿边十省遭受严重破坏，公路、桥梁、仓库几乎重建。更棘手的是，120万常备陆军拖住财政，工业生产指数多年停滞。负责经济的范文同曾无奈地说：“工厂在睡觉，士兵在站岗。”一句话点破当时困局。
值得一提的是，黎笋对华政策并非始终强硬。1975年9月，他曾率团访京，试图在中苏之间保有回旋余地。双方会谈气氛僵硬，他拒签联合公报提前返国。自此之后，决裂难以挽回。也正因为这段历史，官方对黎笋的评价刻意回避“外交”二字，越南内部学者更倾向用“复杂”来概括。
1986年7月，黎笋病逝，享年79岁。同年年底，长征出任总书记，仅半年便调回阮文灵，拉开革新开放序幕。政治局会议纪要披露，最先修改的正是对苏、对华两大外交方针。1989年全部撤军柬埔寨，1990年成都会晤，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一系列转向明确写着：黎笋时代终结。
后续经济表现相当直观。1992—2008年，越南GDP年均增速6.9%，外资净流入翻十倍。学界普遍承认，如果保留黎笋的对外路线，越南难有这样的窗口。于是，功与过在公开文本中清晰分拆：民族解放、祖国统一写进教科书；外交误判不再提倡，更不效法。
今日河内街头仍立有黎笋铜像，花篮不断，却很难再见到关于“对外战略”的宣传标语。很多越南老兵回忆这位统帅，只说“打仗行家”，再问及1979年后的岁月，往往陷入沉默。评价的分量，由此可见。
总结黎笋的一生，两大贡献确立了他在越南史册中的高位，一大缺憾却导致本人路线迅速被后继者否定。这种“立而不封”的状态，使得黎笋成为越南近现代史上最具争议的领袖之一。历史给他的牌面极高，却也给了严苛账单——光芒与阴影，从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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