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夜，南京官邸的灯一直亮到深更。王世和捧着一封从北平辗转送达的信走进卧室，压低声音提醒蒋介石：“文白先生来信。”蒋介石接过信封，指节发白。房中很静，只能听见窗外零星的雨声。
信足足写了十多页。张治中先谈战局，再谈人心，随后一句话刺得蒋介石直皱眉——“重整旗鼓，已是缺乏自知之明。”蒋介石抬手，用力拍在书桌上，茶水晃出杯沿。短暂沉默后，他咬牙挤出一句：“文白着了魔！”
这一掌声，实际上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可为何向来谨慎的张治中敢如此“放肆”？得从四个月前说起。
1月10日，淮海战役落下帷幕。五大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场让国民党精锐近乎覆灭，数十万军队在徐蚌线被歼，南岸再无屏障。此刻的南京，不是挽救，而是等待宣判。蒋介石2月初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深知硬拼无望，抛出“和谈”二字，意在止血。
张治中，这位出身安徽马鞍山的黄埔一期生，本在军中呼风唤雨，却因为主和立场被边缘化。3月5日，他与屈武、吴忠信第一次飞抵溪口，试图说服蒋介石出国暂避。蒋经国冷冷一句“太天真了”，让张治中在返程的机舱里久久无言。但他不死心，20日又踏上溪口山路。
溪口会面并不激烈。蒋介石对和谈“口头赞成，内心设防”。他说：“我愿意和平终老故乡。”张治中看似得到承诺，实际心里清楚：这话多半只是客套。因而离开溪口前，他决定再赌一次——把赌注押在即将开始的北平谈判上。
4月1日，春寒料峭，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抵达北平西郊机场。香山碧云寺外，榆树刚冒出嫩芽。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双清别墅接见代表团。席间，毛泽东轻轻敲了一下茶杯，说：“先生们不远千里而来，咱们就事论事。”周恩来补上一句：“但凡能用纸笔解决的，绝不用枪炮。”张治中听得心头微热，却也明白南京那边多半不会买账。
4月15日，协定修正案完成。中共接受了40条中逾半数条款，已是极大让步。电报飞往南京，却石沉大海。20日截止日，李宗仁回电：拒签。谈判宣告破裂。
此时的北平，已看不到战争阴霾。街头照常卖糖炒栗子，城楼上挂起新制的五角星红旗。张治中在宾馆阳台远望，一种踏实感油然而生。周恩来再次找他长谈，半开玩笑地说：“西安事变时欠了张学良，如今总不能再欠张治中了吧？”言辞恳切，让人难以拒绝。
深夜，他独自在房中踱步，窗外是微亮的北平城墙。去留只在一念之间。久经沙场的老将此刻忽然想到，多年练就的战术谋略化为一句简单判断——“此处有光，彼处已黯”。他提笔给蒋介石写信，铺陈现实，夹杂责问，末了一句：“盼兄以国家生民为念，勿复梦回年少时的北伐。”信写好，他吁了口气，命人连夜送往南京，随即把家眷接来北平。
于是便有了22日那一幕。蒋介石怒气冲天，要求立刻召见亲信，表态“打到底”。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早已分崩离析。粤桂系、川系各怀鬼胎，华中兵团剩下的两三个军也不过是强弩之末。蒋介石不走，还能靠什么？唯一的退路，已是海峡彼岸。
张治中的选择并非一时冲动。他在军旅三十余年，亲历北伐、剿共、西安事变、抗日，少年立功，壮年称将，深知战争的成本。1949年的中国，和平还是杀戮，已到十字路口。正因如此，写信时他才敢用“缺乏自知之明”这样锋利的词。那不是泄愤，而是绝望中的最后忠告。
屈指算来，张治中在北平只待了短短两个月，便随第一届全国政协投入建国筹备。握枪大半生，他最终把半生功名放下，改握笔杆。有人说他“倒戈”，有人称他“顺势而行”。褒贬之外，一个事实难以否认：在那个历史节点，他看清了哪一边能够结束战火、恢复生机。
5月，南京易帜；10月，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国家成立；更晚一些，蒋介石远走台湾。曾经齐名的黄埔一期同窗自此天各一方。岁月并未仁慈，枪火之后是政治的漫长拉锯。1969年，张治中病逝北京，终年72岁。封存多年的那封长信，如今在档案里渐显泛黄，可每当研究者展开纸页，“自知之明”四字依旧刺眼。那或许就是一个败亡集团最后的病灶——看不见现实，亦不肯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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