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23日清晨，川西高原的雾尚未散去，一辆吉普车在崎岖山道上颠簸前行。程子华坐在副驾驶，车窗开着，他不时伸出手指向山脚提醒警卫注意塌方。谁也没想到，今天他要交给秘书单兰山的，不是公文，也不是报告，而是一台崭新的相机。
三线建设拉开大幕后，西南成了全国最忙碌的工地。程子华受命出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任务重得压人。他有个毛病——凡事要亲眼见。前一年八月，他带队翻山越岭去弄弄坪考察钢铁厂址，途中遇上金沙江汛期，连船工都打退堂鼓。众人劝阻，他却拍板：“红军长征能渡，我就能渡。”话虽冲，却让调查组一个个咬紧牙关跟着上船。那一回，单兰山第一次见识到首长的倔劲，也第一次意识到秘书工作远不止拿笔记本那么简单。
单兰山原在中央警卫师，1960年调到程子华身边。当时贺龙碰见他，拍拍肩膀说：“小伙子，跟着程子华，好好学本事。”一句话成了他多年做秘书的座右铭。程子华调查研究从不让秘书落下，渣土路、吊桥、简易船统统要跟。日子久了，单兰山拍照、速记、驾驶样样能上手，可用镜头对准邓小平，这还是头一遭。
程子华把那台德制相机递过去时，只留下一句：“记者不能进山，你来负责全部影像资料，小平同志有何指示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对话就这么短，可分量不轻。单兰山表面应声“保证完成任务”，心里却直打鼓：如果曝光不准、焦距跑偏，岂不贻误大事？他连夜翻说明书，揣摩光圈和快门，用枕头当模特练习对焦，甚至要求警卫站在煤油灯下配合试拍。同行笑他紧张，他只抿嘴一笑，额头却不停冒汗。
25日午后，邓小平乘直升机抵达西昌，再换吉普深入腹地。一路无警号、无陪同记者，隐蔽是最高原则。车停在攀西矿区简易指挥部时，单兰山第一时间拧开镜头盖。邓小平下车环顾四周，对程子华说：“这片资源得抓紧利用，国家等不起。”声音低，却掷地有声。单兰山按下快门，胶卷“咔嚓”卷动，他暗暗松了口气：第一张成功。
接下来三天，邓小平马不停蹄，相继考察弄弄坪、渡口电站、米易铁路预选线。程子华几乎寸步不离地介绍地形、矿藏和施工难点。遇见急弯险坡，小平同志索性下车步行，边走边说：“路再险，也要修到矿口。”单兰山趁两位首长边谈边比划线路时连续拍摄，把胶卷塞进帆布包，随即更换新的。他清楚，这不仅是影像任务，更是中央决策的直接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程子华对生活从不讲特殊。考察队夜宿仁和镇招待所，床板潮得能拧出水。单兰山担心老伤复发，试探着说要不要换间干燥些的屋子。程子华皱了皱眉，声音不大却很硬：“成都老百姓都住这条件，你我凭什么挑？”一句话堵住所有人，会议桌换成土炕，汇报照样通宵开到天亮。
拍摄任务结束后，所有底片被密封送往成都，最终由四川日报暗房洗印。六卷胶片、一百八十余幅照片，完整记录了邓小平在西南三线的整个行程。其中一张邓小平手扶简易栏杆、注视远处矿山的侧影，后来成为三线精神的经典照片。单兰山谨慎地在背面标注日期、地点和天气，文件袋上加盖“绝密”二字，直到多年后才逐渐公开。
说起程子华与老战友的交往，许多细节同样耐人寻味。彭德怀调到三线建委任副主任后，程子华三次登门，汇报建设进度、送去施工图。彭总心里清楚子华日夜操劳，客气几句总要把他送出门口。两位上将只要碰面，不是切磋战术，而是讨论矿石品位、铁路坡度，气氛严肃得像作战会议。吕正操、万里偶尔来访，也常被拉进现场办公：吃着野味谈水利，喝口老白干敲定机车采购，工作永远凌驾于应酬之上。
1969年机构调整，单兰山奉调回京。临行前夜，他向程子华敬礼告辞。首长只拍了拍他肩膀：“照片洗得不错，干到哪儿都要肯动脑筋。”一句朴实叮咛，单兰山记了半生。此后他再未承担如此重要的拍摄任务，却常在文件柜里翻看那套底片，生怕岁月侵蚀了胶质。
1984年初春，程子华病重住院。单兰山赶到病房时，首长的手依旧温暖，却再握不住钢笔。西南三线和三峡工程的资料整齐码放在床头，像一排等待调兵遣将的地图。深夜灯光下，他默默守在床边，没有拿起相机。那一刻，没有快门声，只有心跳声。
数年后，四川日报公开展出当年的三线建设影像，观众在那幅“扶栏侧影”前驻足良久。照片右下角小字注明：摄影 单兰山，拍摄地点 攀西矿区。人们或许不清楚胶片背后的故事，却能读出那个年代对国家命运的凝视——沉着、简洁、没有多余动作。程子华当初的一句“记者不能进山”，无意间成就了一段影像史料，也见证了一个秘书在大时代中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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