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春，北京西郊玉泉山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有人看向坐在东侧第三排的陈丕显，只见这位六十一岁的安徽口音中夹着闽西腔的老共产党人起身，语气平静却铿锵：“凡是党的决定，都要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来检验。”一句话，使会场顿时安静。那天，刚刚被提出不久的“两个凡是”正引发争论，很多人心里犯嘀咕，可真正敢公开唱反调的并不多，陈丕显算得上“第一个站出来的人”。
他之所以胆气十足，并非心血来潮。十年前身患鼻咽癌、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就跟前来探望的陈毅说过一句：“只要还能呼吸，就要讲真话。”命救回来了，可随后遭遇的风浪更凶。那段灰暗岁月里，他被隔离审查，妻子孩子也受牵连。挺过来后，组织于一九七五年把他召到北京，他知道：山雨欲来时，更需要有人撑伞。
从福建上杭到中南海，陈丕显走的每一步皆带火药味。和许多闽西子弟一样，他十四岁入团，十六岁入党，未成年便挑起地方团组织书记的担子。长征开始时，他随陈毅留下，坚持赣粤边游击。那三年，“野菜煮稀饭，加点树根当盐”，在敌后乱石嶙峋的深山里度日，要是没点硬骨头，早就被饿死或者被追剿队收了命。
抗战全面爆发后，孤悬南方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改编过程中磕磕绊绊，陈丕显在瑞金、信丰之间奔波，夜里摸黑进村子找旧部，白天撑着蓑衣淌水过河，只为把分散的游击队凑成整建制。他口袋里常揣着一张手绘的联络图，汗水打湿，晾干再折好。多年后他说：“那张纸我保存到解放，北京还有副本。”
苏中是他的转折点。一九四零年七月到来时，日寇正对沿江游击区进行“铁壁合围”，加上国民党顽固派掐脖子，部队不足三千人。陈丕显没有退路，白天带人打零仗，晚上趴在油灯前画作战示意图，边学苏北话边研究水网地形。到一九四五年夏，苏中武装扩张到近三万人，反“扫荡”赢得硬气，也为华中大反攻储备了枪杆子。
抗战胜利后，他牵头布置苏北城市工作，破城门、接敌伪、筹粮草，一样不落。淮海战役的枪声刚停，中央就让他南下掌苏南。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年仅三十三岁的他主持松江、镇江、无锡一线政务。减租、复市、修堤，条条摊开。那套“干部驻点、分片承包、先急后缓”的松江经验，被毛泽东批示全国学习。
随后，上海成了另一张考卷。陈毅拍着他的肩，“阿丕，我们老伙计又搭班了。”陈丕显担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旋即代理第一书记。接管纷繁的大都市，镇反、肃毒、禁娼，一个口子也不能松。米价一夜飞涨，他坐着吉普车跑遍自来火米店，调运库存，三日压住物价。那一年，他睡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警卫员悄悄计算，只回家七次。
一九六六年突如其来的大病，把这位铁人按在病床。鼻腔大出血，诊断为鼻咽癌。周总理亲批“全力救治”，又安排他住进阜外医院。手术后嗓音沙哑，却多了几分磁性。可养病未久，运动风暴席卷，他再度受挫。直到一九七五年才恢复工作，先在中央统战部帮忙，接着被推到讨论路线的大舞台。
“两个凡是”引出的大辩论，让陈丕显的政治生命又一次冒险。有人提醒他谨慎，他却说：“是非不辨，怎么对得起牺牲的战友。”讲话稿反复推敲，删去空话套话，只保留九百多字。会后，他的态度传开，不少同志私下称赞“陈老又硬起脊梁”。实事求是五个字，落在纸上轻，扛在肩上沉，他却习惯负重。
风向转变后，陈丕显很快被派往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可是高原事务刚上手，中央急调他去湖北。一九七八年春到武汉，他直奔沙市棉纺厂，听到工人诉苦“十年没检修，纱锭一天断二百根”。他一声令下：技改贷款先行，省里兜底。四年间，湖北工业总产值翻番，冤假错案也基本平反。“干部有错，就像门轴生锈，滴两滴油再用。”这是他的口头禅。
一九八二年，陈丕显进入中央书记处，兼任政法委书记，接着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座位高了，关注点却没变。上海要建浦东外高桥保税区，他三次陪同邓小平踏勘，给国务院写建议：“抓紧批，拖不得。”审批文件落章那天，他拄着拐杖在电话里笑：“总算帮家里孩子凑了学费。”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八宝山西侧的暮色中传来噩耗：陈丕显病逝，享年七十九岁。消息发到上海，一位老报贩放下手中成捆的晨报，摇头叹道：“当年平粮价的陈书记走了。”他没留下豪言壮语，却把“凡是以人民为重”写进了一生的决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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