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研究范式的当代应用丨朱家钰：故事机变：倡导实证研究的故事学|古史|学术史|实证研究|故事机变|方法论|朱家钰|顾颉刚

主持人语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承继前贤、后启新锐的结果，而新锐理论的建构又大多是建立在梳理经典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探讨经典研究范式在当代的适用性，并追索由此关联出的在进行范式的沿用、转换、甚至重构时必须予以深思的学科认知问题。

——专栏主持人：康丽教授

主持人介绍

康丽，法学博士（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主任，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作者介绍

朱家钰，安徽合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民间文学专业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现为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故事学。

故事机变：

倡导实证研究的故事学

摘要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创造了“历史演进法”的经典研究范式，这也是中国现代故事学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施爱东在《故事机变》一书中检讨与反思了该经典研究范式隐含的“一源单线”与“进化演进”等理论预设的局限性，同时也从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与肯定了顾颉刚对于“合情推理”“模型实验观察”等科学方法的运用及对于“提出假设—验证与修正假设”的科学规则的遵循。在此基础上，施爱东进一步将实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故事演变与学术史研究，在田野研究中引入实验干预，借以探讨故事变异的路径与规律，修正顾颉刚理论的不足，为顾颉刚历史演进法增添新的学术生长点。学术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借助新材料和新方法，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否定之否定，构建更加贴近客观事实的认知体系。

关键词

顾颉刚；历史演进法；故事研究；

故事机变；实证研究

中国现代民俗学创立之初，顾颉刚就从戏曲、歌谣和故事的历史地理流变中发现了故事演进的规律，意图以故事的变迁“比拟传说中的古史”，进而完成古史辩伪的工作。这套历史演进法一举奠定了中国故事学“变”的研究范式。

2022年出版的《故事机变》是对顾颉刚“历史演进法”经典范式的拓展性应用。作者施爱东借用“机变”（随机应变）概括故事传播和重构的方向性变异特征。其大致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故事作为口口相传的民间散文叙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异；二是故事变异表现为核心要素相对稳定的“有限变异”和细节更替的逐步“位移”；三是变异受口头传统、时空环境、记忆偏差，甚至流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具有情感性、模式化、适应性等特征。

《故事机变》在对经典研究范式展开回顾与检讨的基础上，以“变”作为核心议题，借助合情推理的科学方法，书写了故事学学科、故事学经典概念、知名掌故传说、家族故事以及信仰叙事的流变历程和变异动机，呈现了一系列科学的故事研究案例，重新强调了实证研究之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重要价值。

一、经典理论的接受与批评

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顾颉刚，秉持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坚持认为古史研究“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同样，他在故事研究中也采取了“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致知取向，旨在揭示故事的演进过程及其原因。

不过，以实证史学的思路做故事研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刘宗迪从缺乏本体论基础与存在文字中心主义偏见的角度，指出了顾颉刚“层累说”的局限；陈泳超则从文献典籍的时序问题以及传说的演变方向，对顾颉刚故事研究的观点与方法展开了反思；施爱东则从故事的本质特征着手，反思了这一方法的局限，指出“片段、偶然的文字记载，永远无法复原故事流变的路线图”，这也是历时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他认为历史演进法预设的“一元发生”和“线性生长”（一源单线）的前提不具备合法性。

顾颉刚著《古史辨自序》书影

顾颉刚的“层累造史”历史演进法隐含了“进化”的预设路径，所以胡适才会将故事的演变趋势归结为“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而施爱东认为，正因为有此预设，“当顾颉刚使用这一标准看待故事的时候，往往只能看到故事中不断增添和不断丰富的一面，看不到故事中不断遗失和不断减弱的其他方面，因而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施爱东以“西王母”形象变迁为例，认为“并非所有功能都是可以累加的，‘弃’是故事演变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西王母变为善神时，她必然丢弃了“司天之厉及五残”的职务；当她带上“太真晨缨冠”时，也舍弃了象征平衡与秩序的“胜”；当她的座驾越来越豪华、侍从越来越多时，跟随她许久的三足乌与丑陋的矮人，以及天马和九色斑龙都失去了工作。因此，施爱东用“弃胜加冠”来指称这种既有加法也有减法的演变（而非演进）模式。将“减法”引入“层累造史”的认识论框架，不仅充实了“故事演进法”的学理内容，同时也重述了“故事演进”的具体意涵。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前代学者只是看到顾颉刚对于史料类别的扩充，并将之对民俗材料的使用概括为“三重论证”，施爱东则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观察到了顾颉刚研究思路的整体转向，即“把研究对象当成‘原型’，而把相似条件下的民俗现象当成了‘模型’，通过研究模型以及模型与原型之间的关系，达到对原型的一般性认识”。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研究方法已初具模型实验观察的雏形。

施爱东认为，顾颉刚对于故事变异法则的总结，以及民众情感与故事演变关系的揭示，均建立在“合情推理”的科学方法之上，并始终遵循“提出假设—验证与修正假设”的科学规则，故其假设是具有检验蕴含的科学假设。尽管基于合情推理得到的假说永远无法得到证实，但是可以借助相关事实与追加信息，以及“假设—否定”的反向途径对假说进行验证或修订，以此向着无法抵达的知识彼岸无限靠拢。

二、经典研究范式的应用与拓展

（一）“历史演进”范式的常规应用

托马斯·库恩指出，当一种范式被特定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接受之后，该学科的发展就进入了常规科学时期。常规科学的意义在于不断变更研究对象，扩大该范式的应用范围，提高其精确性。当“历史演进”的故事学范式确立之后，同时代以及后辈学者不断模仿该范式，追溯着不同故事的流变经历，故事学由此进入了常规科学的时期。

施爱东正是借助历史演进的常规研究，梳理相关文献，考订讹误，比对互斥与对立的说法，勾勒了冼夫人传说、“八臂哪吒城”传说、长辛店地名传说等民间故事的流变经历，钩沉了一批有趣的历史故事。此外，他还将该方法应用于学术史的研究，探究了“故事”概念的演变、故事学的建立过程，以及“四大传说”经典概念的生产过程，从细微处充实了学术史的书写。

在活态口头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施爱东的田野调查经验也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例如在研究粤西冼夫人叙事时，他在广东电白区电城、霞洞、沙琅三处，搜集了72人次讲述的36则故事，通过与地方文化精英整理发表的民间故事对比，指出书写传统与口头传统的差异不在于是否忠实记录和如何加工整理的技术问题，而是“体现为选择书写什么，以及选择讲述什么的价值问题”。在对石城县罗源传说的调查中，他使用的调查方法是案件侦探式的，根据当地民众提供的线索，不断追踪罗源传说的异文及其源头，由此发现了该传说的分布情况与在地化表现，以及故事在现实流传中的稳定性与变异性的呈现形式。

施爱东著《故事机变》书影

（二）合情推理诸形式的应用

施爱东认为：“顾颉刚故事学范式的科学贡献在于，它突出体现了合情推理诸形式在人文科学中的恰当应用。”合情推理是一种合乎情理的、似真的推理，是根据已有事实和个人联想，通过类比、归纳等方法获得某些结论的推理方法。在无法复原历史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尽最大可能对历史进行“重构”，重构历史的方法以及重构合理性的保障就是合情推理。他借助口头叙事的特征、故事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已知条件，像解题一样，对每一则故事的变化之“机”进行了合情推理。

在《“八臂哪吒城”传说演进考》中，施爱东推断产生于元代的“哪吒城”说法在明代逐渐式微的原因是朱棣将北京城门由十一门改为了九门，其依据是“传说的核心依据遭到现实的强势反驳，传说也就没办法传承了”。此外，根据北京系列建城传说的回目式结构、稳定的冷僻人物——姚广孝、过于稳定的核心情节，以及错误的城门数量，再结合该传说首发者金受申的曲艺史家身份，作者推断，所谓“八臂哪吒城”的传说是由北京说唱艺人创作并传播的。由民间故事的特征反推研究对象的文体属性，并由此推断其发生时间的研究思路，体现了施爱东对于口头叙事文体特征的深刻理解与灵活应用，同时也呈现出一种以“口头叙事”作为视角和方法的研究思路。

通览《故事机变》，不难发现，施爱东擅长采用归纳法，通过微小的民间文学现象，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以此扩展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比如，在钩沉“四大传说”经典生成的案例中，他不但从中归纳出了从知识生产到知识接受，再到知识普及的经典生成脉络，也即包含了生产期、储存期、推介期、燃放期的“烟花商模型”的知识生成模式，更进一步指出：“经典知识的生成并不是现象到本质的必然逻辑推导，而是客观性、主观性和偶然性接力而成的结果。”

三、故事研究的科学实验

一直以来，施爱东都在倡导“把专业知识的生成建立在理性与科学之上”，而实验是当代科学最伟大的传统。“实验方法的优点在于，通过人为地干预、控制所研究的对象，能够在有意识地变革自然中，更好地屏蔽干扰，突出地把握自然的某一方面特质；而通过有效地变换模型，我们又可以能动地让实验更好地呈现出另一方面的特质。”

因此，他尝试在田野调查中引入实验干预的方法和思路。例如，在冼夫人叙事研究中，他发现书写故事极少出现在信众的口头讲述中，于是他向受访者讲述一则书写故事，观察受访者对于书面故事的了解程度，再通过请求信众讲述一则有关冼夫人的故事，观察信众偏好记忆和传颂的故事类型与故事特征。又比如，在石城县调查罗源秀才传说时，他也随机应变，以提示、追问或是不予干预的方式，考察不同村镇的民众掌握与知晓的故事的差异，以及故事稳定性与变异性的呈现形式。他还把这些实验的田野方式直接记录下来，呈现在论述过程中。

为了实践他所提倡的实验方式，施爱东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两个故事实验，为故事传播与记忆中变异模式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别开生面的科学路径。他遵循科学实验的实践规则，在设定好实验目的和假设结论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了数则故事、安排了实验流程与实验规则。通过实验，他得出了一系列故事学知识。这两组实验不仅借助实证研究，得出了诸多有关故事变异模式的科学知识，还为我们展示了这些知识的生产过程，为故事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启示。

四、学术研究的限度：

既有条件下的合理解释

《故事机变》处处体现了施爱东对于学术研究限度与学术工作价值的反思和体悟。从合情推理的研究方法出发，他指出：“人文科学要对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做出回答，往往只能借助合情推理。合情推理是否可信不是取决于该推理是否绝对为真，而是取决于该推理是否合乎当今学术的游戏规则、是否具有说服多数同行的力量。”

施爱东不断强调自己的结论只是一些可供否定的假说和基础。就算是科学实验得出的结论，也只是“一些可供后续研究‘否定’的基础”，更不用说历史研究基于零碎史料得出的推论。比如，他说：“对于长辛店地名来历的考证，是以一种历史研究的面目出现的，但是由于关键史料的缺乏，许多关键的结论仍然需要借助想象来完成。虽然我们为这些想象的历史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但是合理并不代表事实”，“如果出现新的史料，能证明卢沟桥西确有一个‘泽畔店’，那么‘长辛店古称泽畔店’这则旧传说就有可能获得新的生命力”。

学术研究虽非真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于合情推理得到的历史叙述，与民众依凭情感与想象制造出来的传说别无二致，由此便可以顺着滑坡效应的陷阱，滑向历史虚无主义。施爱东指出，不同知识并非平等地存在于同一知识体系当中，而是具有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些所用材料更为可靠，推理过程更合逻辑的知识体系因其更贴近历史真相，故而能够取代不具备这些特征的知识体系，由此实现知识的修正、淘汰与更替。历史知识正是在这种传播、竞争和不断更替之中，逐渐建设起更丰富多彩、更稳定有效、更富有意义的人类知识体系。

施爱东饶有趣味地将学术研究比作游戏，将研究方法比作游戏规则，认为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在既定游戏规则内，搜寻材料、找寻线索，充分运用我们的理解与想象，为各自研究领域视野中的“问题”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相对性的眼光，施爱东认为：“尽管从今天的故事理论来看，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可能已经失效，但是，顾颉刚在他那个年代所具有的理论条件下，把当时的人文科学的游戏规则灵活运用到了几近极致。在这一点上，他是特出于同时代的其他史学与民俗学同仁的，所以说，大师及其经典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从《故事机变》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于学术研究这份“普通行业”的坦率与真诚。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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