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得从1912年说起。清室逊位那一年，40岁的载涛突然成了“平民”。他留着短发，改穿便装，在前门大街摆摊修理旧钟表，一天顶多挣几个铜子。有意思的是，他仍保持贵族式的倔强：宁肯收破烂，也不肯去“伪满洲国”做亲王。1933年，关东军少将土肥原贤二端着手枪劝降，他竟梗着脖子回一句：“要杀就痛快点。”对话短短几秒，却把老贝勒的脾性展露无遗。
抗战胜利，北京光复后，老北平街道办事处缺人手，有人提议请“老载”帮着查户口、扫院子，他乐呵呵答应。街坊们故意不再叫“七爷”，改口“老载”。这个称呼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与普通市民之间的隔阂。1950年，他列席政协会议，周恩来调侃道：“要不是李济深提醒，可别把您给漏了。”一句带着歉意的玩笑，让他拿到第一份真正的“人民职务”——炮兵司令部马政顾问。
从那以后，西北军马场常能见到一个白发老头顶风裹着大衣测血统、记胎龄。宁夏深冬零下二十度，干部郑新潮忍不住问：“您六十好几，图啥？”载涛笑眯眯拍拍腰间老式手枪：“现在给人民军队当弼马温，比当年给天庭养马体面多了！”这股子劲头，让相识的人都说一句“老头儿变年轻了”。
1955年7月，人民大会堂的走廊里又出现一幕趣事。毛泽东与载涛握手后随口问：“你最近见溥仪没有？”载涛忙摆手：“战犯我不敢见。”对方哈哈一笑：“人得靠帮，别光靠管。”不久，北京市政府通知他去抚顺探望溥仪。多年未见的侄子一看到他就扑过来，“七叔！”两字一出口，泪水止不住。那次谈话，载涛一句“好好改造，别做稀里糊涂的人”，成了溥仪后来经常引用的警句。
时间转到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怀仁堂里春节座谈会气氛轻松。毛泽东刚谈完教育，忽听章士钊提起：“载涛那处老房子每逢下雨满屋滴水。”毛泽东皱眉，旋即吩咐工作人员：“从我的稿费里支点钱，别让老人家连屋顶都修不起。”他当场拍板：“二千元，不多，但够补漏。”一句话掷地有声，却在场面上没再多谈。
两天后，章士钊接到毛泽东亲笔信：“二千元即呈，烦为转致载涛先生为荷。”信短情长，只寥寥数语，却把关怀写得直白又温厚。按照当年北京肉价一斤七角计算，2000元足够一个六口之家吃肉吃到第二年春节。更关键的是，在那个国家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当口，稿费从个人口袋掏出，显得分外珍贵。
章士钊带着钱登门。院子里墙砖剥落，屋檐下挂着冰凌。载涛见了，愣了足足十秒才回过神：“毛主席怎么还记得我？”他把钱揣进怀里，又掏出来放桌上，来回三次，终究没忍住，写下八个字：“春风染柳，主席恩深。”只是，字迹因为激动抖得厉害，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关怀也到了溥仪手里。章士钊去送钱时，末代皇帝刚刚拿到《我的前半生》首批稿费。一听主席援助，他连连摆手：“生活挺过得去，不能再扰国家。”章士钊一句话把他堵住：“主席念的是情分，不是施舍。”钱终究还是收了，但溥仪转身把一半捐给了街道办托儿所，留下半数给自己买书。他在诗里自嘲：“早知稿费化民脂，何劳青史记龙荒。”字里行间，夹杂着脱胎换骨后的坦然。
载涛得钱后第一件事不是修房，而是跑去内务部为几个老马政同僚申请补鞋费。工作人员打趣：“您那屋漏得正欢，咋先管别人？”老人憨笑：“我腿脚还行，那些老伙计不顶鞋可不成。”几个月后，翻修款下拨，他才把房顶全换成柏木椽子。邻居看他在院子里指挥木匠，戏称“老载成了包工头”。他一挥手：“先干活儿，茶后再说官职。”
此后，2000元的故事在北京知识界悄悄流传。有的人感慨“旧贵族也能活出新人样”，有的人称赞“主席厚道”。可在载涛自己心里，这点钱远不如一句“知我者，毛主席”来得珍贵。1968年他因病住进北京医院临终前，常对护士说：“屋顶不漏雨，我睡得踏实。”
小小两千元，不仅补了一处破旧瓦顶，更像一根纽带，把昔日皇族、共和国主席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拉近。几十年倥偬，人们记住的或许不是具体数额，而是那份体恤与尊重——在新旧交替最艰难的时刻，显得格外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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